贾庆国
赵锡军
梅新育
5月2日，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引爆的全球贸易战已满一个月。这场“逆全球化”的关税战，不仅没能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反而推高了美国的通胀、撕裂了全球供应链。中国以“精准且硬气”的反制策略做出回应，并重申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
这场博弈不仅暴露了美国单边主义的现实困境，也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改变。近日，本报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赵锡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从不同维度解析这场关税战的本质、影响以及破局路径。
中国“分层突破”实现破局
对话人：贾庆国（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关税战特征：全球无差别打击
北青报：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汽车关税问题上的反复引发关注。从您的观察来看，其关税政策的深层目标是什么？
贾庆国：特朗普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美国财政赤字；二是通过关税壁垒迫使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本土产业。但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还会给美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从财政角度看，关税短期内确实能带来收入，但长期来看，高关税会抑制国际贸易规模，最终导致税基萎缩。制造业回流的设想忽视了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企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外流的主因是全球化分工下的成本差异，而非关税政策。例如，中美制造业成本差异可达5-10倍，单纯提高关税无法抵消这种差距，反而会推高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
北青报：特朗普关税政策为何呈现“反复无常”的特点？
贾庆国：这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他习惯通过“极限施压”制造谈判筹码，类似“市场摊贩式”的讨价还价——先提出极高要求（如对中国商品加征145%关税），再根据对方反应逐步调整。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将政策作为交易工具，而非基于长期战略规划。
但他低估了中国的反制决心。这种“硬刚”让特朗普陷入被动，不得不通过部分豁免（如对iPhone等电子产品）给自己找台阶下，同时释放愿意谈判的信号。
中国的反制“精准且硬气”
北青报：中美贸易额逆势增长，为何会出现“边打边增”的矛盾现象？
贾庆国：这恰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贸易关系的复杂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包含大量全球供应链的产物（如包含美国技术的零部件），单纯用“贸易逆差”衡量中美经济关系已过时。特朗普的“19世纪式对等贸易观”忽视了21世纪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其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尽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但2023-2024年中美贸易额仍增长超8%，核心原因在于供应链的“全球化嵌套”特性。
首先，中国对美出口中约30%为美企在华生产产品（如苹果手机），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分摊，实际转嫁压力有限。其次，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的规模效应难以替代，越南等新兴市场虽承接部分低端产能，但其对美出口中60%的中间产品仍依赖中国。此外，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很高，短期内难以改变，转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替代势必导致物价上涨，特朗普政府最终暂缓部分关税印证了经济现实的掣肘。
北青报：中国反制措施为何被评价为“精准且硬气”？
贾庆国：中国反制策略的精准性体现在靶向打击美国关键利益领域。例如，针对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加征关税，这些农产品都是共和党农业州的核心产品，针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对共和党明显不利。
技术反制方面，限制稀土出口影响美国军工产业链，华为5G专利诉讼迫使高通等企业支付更高授权费，形成不对称威慑。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滑，并加大对东盟农产品进口，这不仅缓解了国内供给压力，还平衡了反制与民生需求。
压力催生“替代效应”
北青报：当前全球经济是否面临滞胀甚至危机风险？
贾庆国：风险显著上升。特朗普政策制造的不确定性已引发美国股市、债市剧烈波动，若其重启全面高关税，可能触发全球资本流动失控。当前世界经济脆弱性较高，美国的“单边主义实验”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青报：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的反制行动是否为中国提供了重塑国际合作的机遇？
贾庆国：短期看，各国更多是“各自为战”式反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反美联盟”，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仍是合作障碍。但长期而言，美国的单边主义可能迫使非美国家加强合作，例如中欧、中日韩、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RCEP、“一带一路”等机制的深化。中国可借此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重构，以开放姿态吸引更多合作伙伴。
北青报：美国将关税与科技制裁捆绑，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卡脖子”效应是否形成叠加压力？中国应如何破局？
贾庆国：这种“组合拳”确实对中国科技产业造成阶段性冲击，尤其在半导体、工业软件等领域。但压力也催生了“替代效应”：国内半导体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0%，华为鸿蒙系统装机量突破3亿台，显示出市场对国产替代的支持。
破局关键在于“分层突破”，短期来说，通过“国产替代清单”集中资源突破成熟制程芯片、工业软件等“可填补短板”，利用市场规模优势建立产业生态，如中芯国际的28nm芯片已满足部分国产设备需求；中期需要深化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合作，例如与欧盟联合研发6G、参与东盟数字经济建设，通过“技术多边主义”稀释美国制裁效力；长期要做的就是重构国际经贸和科技合作体系，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贸和科技研发的深度融合，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民币国际化与产业链重塑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人：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
关税政策推高全球通胀压力
北青报：当前关税战叠加美联储加息，其影响范围远超传统贸易摩擦。这种叠加效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锡军：首先，美国此次关税政策缺乏经济学基础，其逻辑是“财政增收”与“制造业回流”，但实际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贸易量将下降0.2%，美国核心PCE指数或上升0.85%-1.2%。其次，美联储加息与关税战形成“双冲击”：一方面，加息导致资本回流美国，加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另一方面，关税推高企业成本，迫使产业链加速重组。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征的34%-125%关税，已导致苹果、特斯拉等企业供应链成本增加20%-30%。
北青报：美国加征关税的逻辑声称要减少贸易逆差，但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的同时，美国消费者物价显著上涨。这是否暴露了美国关税政策的悖论？
赵锡军：原则上，如果美元与其他货币汇率不变，加多少关税，美国物价就会涨多少。但如果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贬值幅度就能冲销部分关税。所以关税对美国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汇率波动和关税水平对冲后的结果。美国加税成本大部分会由本土消费者承担。
美国想通过本土生产替代进口，目前来看，对大部分商品并不可行。美国本土生产成本高，产业链也不完整，即便加征关税，本土生产的成本仍可能高于进口成本。以汽车为例，若零部件进口关税提高25%，美国组装车成本将增加15%-20%，而墨西哥、加拿大等“友岸外包”国家因供应链重构成本同步上升。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美国低收入家庭年支出增加5200美元，通胀压力已引发1300多场示威。这暴露了美国政策的悖论：试图通过关税重塑贸易平衡，却加剧了内部经济失衡。
北青报：关税战对中美两国的金融机构有什么不同影响？
赵锡军：对美国金融机构而言，关税战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经营风险上升，贷款违约风险也随之提高，这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而且，关税战还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难度。
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虽然也面临外部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比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金融机构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有了更多的业务拓展空间，而且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吸引了更多国际资金流入，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北青报：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赵锡军：机遇在于美元信用体系动摇。2025年一季度，俄罗斯、伊朗等国对人民币结算占比升至23%。挑战则包括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仍达58%；地缘政治风险推高汇率波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需完善。不过，中国正通过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SWIFT系统对接、数字货币跨境试点（如“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等举措突破瓶颈。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1-3.2万亿美元，结构持续优化：美元资产比例下降，非美元货币和黄金储备上升。截至2025年4月，黄金储备占比已达4.8%，较2019年提升2.3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则通过“有管理的浮动”机制应对波动，例如逆周期因子调节和CIPS覆盖110个国家，增强抗风险能力。不过，离岸汇率仍受市场预期影响，需警惕短期资本流动冲击。
北青报：关税战持续，会对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赵锡军：关税战会促使全球产业链朝着更加分散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为了规避关税风险，企业会重新布局产业链，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关税较低或贸易政策更稳定的地区，这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区域集聚效应增强。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加大对关键产业的投入，努力实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格局将更加复杂和多元化。
依托国内市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对话人：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北青报：中方在WTO连续发起三次对美关税诉讼，目前WTO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处于停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以多种力量推动多边规则改革？
梅新育：中方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不是指望已经瘫痪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要显示对世贸组织代表的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关税战等于美国实质退出世贸组织，二战之后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为代表的现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可能面临逐渐解体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抓住一切场合表示对世贸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
北青报：美国单边主义是否加速了WTO的边缘化？
梅新育：毫无疑问加速了。而且，美国寻求实质退出世贸组织，并非始于这场全覆盖关税战，而是从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时就开始了。那年贸易战爆发后的7月2日，特朗普政府起草了《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草案，允许美国放弃世贸组织的非歧视等基本原则，赋予美国总统在关税谈判等方面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当时我在《世贸组织与贸易战：中美两国的不同取向》一文中明确提出，这项法案如果通过，事实上等于美国退出世贸组织；这场贸易战不仅大幅度提升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最高纪录，而且充分展现了中美两国对国际规则、对多边贸易体系截然不同的取向，进而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命运。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是从现行体系向新体系的过渡期，未来国际规则制定权如何分配，就看这个过渡期的博弈。
北青报：您提到中国反制措施“对等且克制”，这种策略如何争取了国际舆论支持？
梅新育：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更可靠的秩序维护者和提供者，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可持续。贸易反制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可持续原则，即我们要追求首次出手就有足够力度，而且还要有后续进一步措施的准备，这样能够在打几个回合后增强我方反制措施的威慑力，而不能一次出尽所有的“牌”。
北青报：从历史经验看，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导致产业链转移。此次交锋会否加速这一趋势？中国如何通过“内循环”与“外循环”协同应对？
梅新育：不一定能够加速，因为在全覆盖关税战下，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生产同样要被加征关税，可能就一动不如一静了。现在的策略应该是依托国内市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即国内市场已经足以让我国的产业实现全世界最高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实现技术的持续进步、更新迭代，这一点可以赋予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凭借这一优势赢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又会反过来巩固、增强我们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此实现良性循环。
北青报：您认为关税战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冲击主要在哪方面？地方政府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来帮助企业缓冲关税冲击？企业又该如何自救？
梅新育：目前的冲击在于旧有的价格体系要重新谈判，市场准入高度不确定，以及由此而来的汇率变化等。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改善营商环境，减轻一些企业负担，为企业开辟新市场创造良好条件等。企业也需要多管齐下，尽力坚持原有市场与开拓新市场并举，注意防范由关税战而引发的汇率急剧波动等新风险。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蕊
统筹/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