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己身之力，传递出前人的热能-北京青年报

    ◎张家鸿

    孙郁既关注占据文学主流的小说，旧诗词、梨园佳作、学人笔记、与方言民谣有关的作品也在他关注之列。这其中，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萧红、张爱玲等人是他专章评述的对象。品读《民国文学课》，收获关乎现代文学的启迪与新知是必然的。尽管多年来常读鲁迅、沈从文、巴金、萧红等人的作品，依然被孙郁别开生面的观点与独具一格的风采所吸引。

    真知灼见的文学课堂

    以《巧秀和冬生》为例，对沈从文的语言风格进行提炼，孙郁有这般看法：“这里是乡下意念对士大夫词语的改造，不通的地方本来是通的意思，我们随之而从陌生里感到精神的新奇。汉语表达的丰富性，有时是那些汉语经验不多的闯入者达成的。”尽管只是风格提炼，却追根溯源指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入文坛的沈从文之作品，给旧京读者带去怎样新鲜的感受，并指出其根本源头。异质性与地方化，为沈从文在京城文学界站稳脚跟提供了可能。

    品读《民国文学课》，如同置身孙郁先生主讲的文学课堂，他那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有感人至深、诱人深入的力量。这种风格，为文字营造出现场感提供了可能。品读梁实秋文章时，他说道：“我们看梁实秋的文章，总觉得像夏夜树下飘来的笛声，有清凉的意味在。那是闲情里的独语，告诉我们过去怎样，未来如何，慢条斯理里闪烁着老成的智慧。读他的文章我们会渐渐安定下来，催出恬淡的梦。”遇见这几句话，我年少时阅读梁实秋的记忆瞬间涌现。梁实秋是博学的，古今中外他知道很多，确实是见闻广博、博览群书的人。可是，他是有架子的，文人的架子，与烟火气有明显的距离。那种风度，曾是中学时的我无限向往的。只是后来，不知为何竟不读他了，一别竟有二十几年之久。

    孙郁的行文如谈话，谈话是随性的，却不是随意的。话从口出，当然与人的性情关联极深。随性不是毫无章法，不是扯到哪里算哪里，而是背后有丰富的学养沉淀其中。故而随性却不东西飘飞，而是沉稳的，扎实的，有深厚的底子贯穿前后。与此同时，鲜明的个性之河又流淌其中，个性与学养相互融会贯通，成就这一部厚重的作品，成就一堂堂充满鲜活趣味与真知灼见的课堂。

    穷尽一切可能的迫近

    不可忘的是，丰富的学养让孙郁的行文，留有恰当的余地，不把话说满说过，而是第一层意思讲完，再表达下一层意思。还会辗转腾挪，不把任何一方与另一方处在矛盾或对立的位置，承认其处在另一背景或角度之合理性。当然，这不仅是他的行文艺术，更是他的真实见解。不急不躁亦不争不吵，孙郁优雅、从容的风度便于此确立。关乎李劼人《死水微澜》的评价，实在是此种风度的极好体现。“这部作品人物是活的，语言带着热气，命运的无常和世态的无常里折射着人性的复杂之影。一个流淌的人间之河，奔涌之间，帆影种种，桨声迭现，死去的与活着的人们，上演着人间的各种杂剧。”关于写作与萧红之间的关系，孙郁如此认为，“写作对于萧红而言，不是炫耀之舞，亦非智慧的探寻。对于一个永远在路上漂泊的她而言，那是一个温暖之家的寻觅，是自我的救赎。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写他人，都被一种出离苦海的冲动所召唤。她把对象世界自我化的表达，其实完成了一次审美的跨越。”萧红有一份天然的悲悯，写故土上的乡亲，即写她自己。尽管世事离乱、天妒英才，年过三十即陨落，不能不让人伤悲慨叹。如果给她足够多的时间，她该可以建立起一个文字上的故乡的吧。仅凭《呼兰河传》《生死场》为代表作，终究单薄了些、仓促了些。

    我想说的是，因了这种风度的存在，不曾读过作家笔下原著之人，也可以在这样的文字里翩跹流连，不会有隔阂。评论文字，可以离开品论对象独立存在且自有气息与风范，实在是不容错过的精神盛宴。在我，李劼人、齐如山、陈三立、戴望舒的许多作品是我不曾读过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我潜入孙郁的文字里，沉醉不知归路。

    因为，孙郁的文字不是只有冷静的审视，而是更有温热的体贴、聆听、铭感，以及穷尽一切可能的迫近、亲近。论及艾青的诗歌作品时，孙郁写道：“我年轻时候喜欢他的诗文，像精神的前导，引着自己在颠簸的路上走着。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一个人在果树下读他的诗，恍如伊甸园里，微末的期冀便悄悄走来，似乎苦楚不再，那种感觉使我陶醉。”感谢的意味至今不曾消失。由此可知，艾青对他影响之大，这是必定要书写的一章，带着自我生命深深的印痕。

    更多的时候，孙郁的生命体验是隐身在文字背后的，不现出身形与面容，然而热切的呼吸不难在字里行间察觉到。评价《骆驼祥子》时，他如此写道：“那是一种人道的俯视，打量人间万物的时候，我们听出他心音的跳动，痛感是隐隐的，它折磨着读者，以致无法从惆怅里脱身。”这是老舍的无法脱身，何尝不是孙郁的无法排遣？祥子的凄苦命运常常拉扯着读者的心。关于沈从文《月下小景》，他有这般慨叹：“在他看来，文学的写作，是留住那些美的瞬间，哪怕是转瞬即逝的，然而对人而言，善而勿恶，以善驱恶，不妨说是一种选择。”因为美得不合时宜，故而美常给人带来不绝如缕的忧伤。沈从文自《习作选集代序》起给自己建立的“希腊小庙”，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观照、呼应作家的生命体验，让时代的隔阂、履历的差异被抹去，作家与孙郁之间实现极为可贵的共鸣。这正是读书人应当学习的榜样。不会俯视更不必仰视，这是平等观。说到底，作家与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围绕文本展开对话。正因如此，才能让文本提供更多潜在的解读。位置的平等与孙郁细读后的汲取并不冲突。他的汲取借鉴并未局限于学理，而是直达人性之深邃与奥秘。诚如孙郁在《后记》中说的：“我自己是读那个时代的作品成长起来的，精神里未尝没有那些投影。”随后，他又说道：“新文学是在荆棘里走出来的文学，其间有血迹，有痛楚，也多歌哭。有的是以生命为代价，凝成了旷世诗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跋涉

    孙郁的文学课，并未局限于文本品鉴，常常由作品论及于人，做追根溯源的探究与追踪。单论文学作品，是孙郁所不满足的，他知道必须进行纵深挖掘，才可能触及文学的真相。文学由人创造，离开作者，何以谈论文学？于是，以作品为发端的文学课，顺带把民国时即写出代表作的作家们“请到”课堂上来。很显然，这是文学课堂之所以吸引人的另一重缘由。出身于乡下的孙犁，是文人气息浓郁的；萧红是野性的，更是忧郁的；萧军是逼真的、鲜活的、精进的；诗意与热烈，则是巴金一生不变的特质；有非凡气象却终究被格式化且急功近利，则是茅盾留给人长久的叹息；雅俗兼善、中西融合则是齐如山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的。课堂上的他们，不是孙郁的研究对象，像是多年未见、偶一遇见即倍感亲切的老友。

    可以确信的是，《民国文学课》写的是民国文学史，却不是拉开架势、扯起大旗的学术著作，而是源于自家理解、忠于自家趣味的随笔体著述。把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等人及其作品放在同时代中，与周遭的人做比较，抑或进入历史深处与过往的作家作品进行对比审视时，孙郁笔下的理性之光闪现无疑；当他用自己的心跳去感受作品中人物以及作家的心跳，或者让自己纯然以读者的生命之感走进作品深处时，感性的波澜即荡漾开来，涟漪一圈又一圈经久不散。不可否认的是，与理性的学者身份相比，感性的读者是更加纯粹、更加本真、更加扎实的存在。此书之别致与个性，大概正在于此。正如孙郁自己的总结陈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跋涉，倘能够尽己身之力，传递出前人的热能，并延伸那曾时隐时现的路，则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