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短视频的叙事之战以写作叩问存在与虚无-北京青年报

    ◎王丽妍

    乍看起来，《松江异闻录》是对类型文学一场狂欢般的戏仿。小说封底印着“青春”“赛博”“穿越”“谍战”“悬疑”“惊奇”“推理”七组关键词，几乎囊括当下流行小说的关键要素。在社会史考古与历史想象之间，在悬疑小说与世情讽喻之间，“既读大仲马，也读乔伊斯”的黄平，以相当间杂的文学趣味，制造了一种可读性极强的学者小说。

    有意味的是，这不仅仅是一场与短视频竞争的叙事之战。黄平同样挪用了纯文学的技法（尽管这种挪用隐藏较深），借用并改造了悬疑小说这一文类程式。作为研究“反讽”的文学教授，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黄平念兹在兹的，还是以写作为林中路，叩问存在与虚无。

    开放的解谜

    《松江异闻录》以“谜”统御全篇，七篇小说处理着各种各类的谜团：鲁迅遗稿之谜、深海水怪之谜、日本阴阳师法术之谜、《大地之歌》乐谱之谜、机器人身份之谜……这些小说似乎延续着柯南道尔等传统悬疑小说“制谜-解谜-说明”的推理模式，譬如《鲁迅遗稿》设置了三处谜团——鉴定鲁迅长篇小说《杨贵妃》真伪、寻找内山完造女儿藏起来的录音磁带、分析鲁迅在文本中埋藏的传国玉玺线索，并详细展开了孟弧经由文本推测录音磁带和传国玉玺位置的解谜过程。秦岭废弃别墅的封闭空间推理，彰显出“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写作技法。在传统悬疑小说中，世界具有稳固的统一性，脱序的事件将被重新建构，巩固原先秩序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读者只需从侦探观察、演绎、推理的冷静视点出发，获得阅读爽感与稳定而理性的安全感。

    但在《松江异闻录》这里，读者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训练有素的侦探缺席，取而代之的是《鲁迅遗稿》孟弧、吴远行、许构三位徒有一身文字功夫的学者，所有心理活动近乎取缔，外化为人物的语言与行动。有趣的是，学者探案，因循的是一套学术训练的阐释程序：叙述视角的第一人称突转、“滴水声”的文本细读、杨贵妃与玉玺的换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史料考证。推理本身正误与否，实在难以确知，仅仅基于主人公的多重因果“假设”，这与传统悬疑小说的“封闭式”结局有所不同，后者预设了正义一方必胜，并由此将任何斜逸旁出的非理性要素，收编入稳定的秩序中。而黄平的写作，似乎在向他心仪的艾柯致敬：艾柯在1962年发表的《开放性作品》中指出：“任何艺术作品， 即使是已经完成、结构上无懈可击， 完美地划上句号， 依然处于某种开放性的状态。”《鲁迅遗稿》的反讽，向着开放结构敞开，也为结尾那“白光”一现的突转，留下欲言还休的空间。

    局部可解，整体怅然

    相信读者有着相似的感觉，《松江异闻录》这种“长篇短写”的写法，沿着剧情主线高速推进，却往往在结尾处悬停于一场怅然。不必说《鲁迅遗稿》结尾处怅惘的废墟与秋夜，《松江异闻录》结尾那意义暧昧的赤鱬，《大地之歌》结尾徐涵秋对歌德之诗的诡秘一笑，《不可能的任务》结尾叶月无穷无尽的意识流子弹，《我，机器人》结尾那森然可怖的挂钟，《千禧年》结尾主人公在梦境中与上海、与宿命一并沉沦……黄平的悬疑小说结尾，没有意料之中的“释然”，解决方案被开放性地留给读者。

    不妨进行对读的，是黄平在创作谈中多次提及的“写作范本”：艾柯《玫瑰之名》。在《玫瑰之名》的结尾，面对一片混乱中的断墙颓垣，主人公威廉告诉学生：“要接受宇宙间并不存在秩序的想法是不容易的，因为这违背上帝的自由意志和他无所不能的权柄。”这是威廉本人对逻辑演绎失败的反思：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组织的理性框架固然值得称颂，然而终极意义始终游移在外，无法企及。正如《鲁迅遗稿》颇有作者“自我观照”意味的置喻，学者自以为言之凿凿的谜底，只是一出竞争对手精心营构的把戏。披着悬疑小说的外壳，黄平把玩着元叙事笔法，清醒地站在“后期奎因问题”的延长线上：悬疑小说中，侦探是否真正解决了案件，这一点无法在作品内部得到证明。在罗蒂所言的终极价值匮乏的时代，对传统推理乃至于理性的不信任感再度爆发。

    落回至作者身处的历史语境，“80后”以其标志性的自我意识出场，但往昔个人奋斗的成功经验，已经无力回应近年来加速、功利、实用、绩效的社会气氛。“自我”已然理性到不堪其重，无论如何言之凿凿的认识论，终究无法穿破世事的反讽。作者笔下那考证颇丰的英魂镇或大夏大学，最终只能在想象力赋予的叙事之“轻”中消抵时间之重。如果说学者黄平尚能以“反讽”这一概念概括（或是回避）一些作家遭遇的叙述困境，那么当作家黄平不得不以写作与世界短兵相接，发现生活方式本身已然沦为喜剧，一切偶然易逝，垂手无力。

    爱以自我慰虚无

    “80后”一代那种理性自我的化身，落在小说集中《我，机器人》这一篇。机器人游徙四大名著，“求破钵之法”，继而发一问：“心为何物？”庄子借“为圃者”口吻论机巧之心：“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看似工具主义机器观，实则暗含人与机器在伦理与认知上交互的可能性。小说征引控制论提出者诺伯特·维纳为论据，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好比一台控制机器，“心”作为一种身体系统的结构成分，是“刺激-反应”之信息主体对具备心智之自由主体的取代。更进一步，机器与人的边界趋于模糊，小说中写作《我，机器人》的大学教师陈翔，作为弗氏人偶之典范而存在，肉身内嵌芯片电路板，呈现出人机互为模仿的循环关系，难以摆脱控制论织网，困囿于程序预设。

    从机器人“世人皆在脚本之中”的论断，到陈翔“周而复始的无聊”，黄平这本小说集中的反讽，逐步拓向现代性深处。依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当机器入侵感性世界，作为现代性本质的“技术化”，一方面让世界趋于“图象化”（Bilde）和“座架化”（Ge-stell）；另一方面，允许人作为主体实施计算的无限制暴力。如果说，1980年代以来的自我叙述，通过侵略性、扩张性、占有性的个人主义而彰显；那么当下原子化愈演愈烈的一代则全面内收，个体服务于程序的运作。《鲁迅遗稿》中的三位学者，目光炙热于“盛唐学者”这类学术名利场的把戏；《我，机器人》中的主人公陈翔，则以死亡抵抗程序对主体性的侵染，确证绝对自由。

    面对虚无，黄平并未全然束手无策。借由《我，机器人》女主角王般若的一声叹息：“心脏和心灵不一样”。在技术与爱之间，《千禧年》的程菁将后者指认为千年来人类习得的最重要经验：“只有爱，才能让我们从机器规定好的程序中挣脱出来，才能标识出我们的存在。”放眼整部小说集，可以说，小说搭建叙事的核心并非写作技术，恰恰是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