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百年的谜团-北京青年报

    ◎唐山

    “我等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1708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这是1716年，清朝内务府印发的公开信上的内容。该信以红色印刷，用汉、满、拉丁三种文字。在欧洲，它被称为“康熙的红票”，已发现15件。

    一般认为，1707年，因罗马教廷认定中国人祭祖、祭孔等涉嫌偶像崇拜，禁止教徒参与，引发“中西礼仪之争”，康熙皇帝愤而禁教，遂使利玛窦开启的东西文明交流中断，中国错过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遇。这也被视为闭关锁国之举。

    “康熙的红票”的出现引发疑问：既已禁教，为何还要印“康熙的红票”，且送到欧洲？

    学者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力辟陈见，直指真问题：罗马教廷提出“礼仪之争”，只针对教徒，康熙帝为什么要干预？

    作者发现，清初来华传教士大多未在政府中任官，而是在内务府中当差，属家奴（即包衣）。清人视家奴为家人，家奴须服从主子，主子亦须为家奴争权益。这些传教士多属耶稣会，坚持利玛窦的“融入本土文化”的传教路线。康熙中期，耶稣会在罗马教廷的地位受冲击，多明我会等揪住中国人祭祖、祭孔等旧议题，使教皇下达禁令。多明我会一直想进入中国，遭耶稣会排挤，无法接触清帝，欲借此打开局面。耶稣会立刻反击，在几名传教士请求下，康熙帝卷入“礼仪之争”。

    康熙帝愿出面，因他与传教士关系密切。

    康熙帝能继位，即因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鳌拜专权时，未给康熙帝安排满汉师父，鳌拜被擒后，康熙帝同时学习中西文化，与传教士关系密切；康熙帝一生好学，以他36岁时的课程表为例：五月和六月，几乎每天都召两三名传教士授课。这一年，康熙帝首征噶尔丹，因重病回京，回来后的第二个月（11月）便上了12天课。

    信息输入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信息输出水平。

    不间断的学习，开拓了康熙帝的视野。“礼仪之争”陷入僵局后，他两次派出使者，并印“康熙的红票”，教皇只好派出特使嘉乐。康熙帝看嘉乐是个书呆子，便虚张声势说要禁教，嘉乐果然妥协，“礼仪之争”和平结束。

    雍正皇帝登基后，宣布禁教令。雍正帝少年习佛，对西学缺乏兴趣，得知八爷、十四爷与传教士有往来，遂下令禁教。乾隆时，内务府又大量招收传教士，但未撤回禁教令。雍正之后百年，两大文明以各自的方式前行。

    本书突破了传统的解释框架——时代的悲剧不是源于误会，而是源于无知。康熙帝选择正确，因他的好学精神；雍正帝选择失误，因他的无知。而时代的吊诡在于，他们恰好都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力。这份权力既可能被正确使用，也可能被误用。对于后来者，只能徒叹“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读史使人明智，本书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