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依曼
问世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1957年，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梅阡把这部作品改编成了话剧，后又经历多次复排、重排，成为北京人艺乃至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剧目之一；1982年，凌子风导演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又为中国电影史增添了一部颇有分量的作品。
《骆驼祥子》的受青睐度远不止于此：1998年江苏省京剧院改编了京剧版，一举夺下多个国家级大奖；2013年，经历了两次改版的北京曲剧《骆驼祥子》亮相，展现出剧种特色与原著意蕴高度契合的艺术风格；2014年国家大剧院制作了歌剧《骆驼祥子》，为中国的歌剧舞台奉献了一部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充满老北京地域风韵的作品……
2023年12月29日，作为第七届老舍戏剧节的闭幕大戏，话剧《骆驼祥子》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首演。这一次由方旭、陈庆担任编剧，方旭担任导演。
变与不变
基于观众对小说《骆驼祥子》有较高的熟悉度，话剧《骆驼祥子》率先从人物造型上夺人眼目，打造了一场“变装秀”。“全男班”作为方旭团队在多部作品中沿用的手段，这次有了更自然妥帖的表现——虎妞就是在身着灰褂、膀大腰圆的车夫队伍里诞生的，只见“她”解下腰带、抖落袖子，现出一身极其鲜亮的玫红色长袄，粗着嗓子高喊了一句：“都杵那儿干吗呢？交车份儿！”小福子也如法炮制，在定点光下一转脸，短褂变长袄，人也竟陡然间眉清目秀了起来。
其他角色也多是通过服装造型的变化完成身份、形象的转变。而全体演员表演功力在线，能够迅速抓住人物的特点，使“变装”在短时间内与观众达成默契，成为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手段服务于人物塑造这一“不变”的宗旨。
舞美呈现为这场“变装秀”提供了氛围感。在布景、灯光、多媒体等多重的区隔与融合中，人和车厂、街头闹市、古城墙、曹宅、祥子家等多个戏剧空间自如流转，又一次在视觉上突出了“灵活多变”的特征，以打造另一个“不变”——老北京韵致的人文图景。在此基础上，将场景融入“大写意”的审美基调中，使得在遥远记忆中古香古色的北平城仿佛抹去了时间的印记，化作更具有象征色彩的精神符号。开场不久时，在那个宛若化入云天般高远的城墙剪影的注视下，孤独奔跑的祥子像是秉着一股踏平京城的决心，在渴求一份跑出来的新生；渐入尾声时，整座城缥缈而遥远得只剩下一缕烟，就像是要把老年祥子那最后一丝念想、最后一口气抽走……
无论是“变装”还是“变景”，这些可见的舞台手法是方旭团队在过往创作中一直在琢磨的。而这一次，可以看出在精心雕琢与深度磨合中，舞台已经完成了整体审美气质的统一，具有了较为鲜明的风格标识。
多与不多
此次话剧改编较原著而言，“多”出了不少人物——三个祥子和十五位车夫。三个祥子分为青年、中年、老年，展现祥子一生命运；十五位车夫展现当时城市贫民阶层的群体特征。众多人物又为舞台表演叠加了两层关系：一是老年祥子始终匿于舞台一角，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发生在舞台上的一切；二是十五位车夫类似于“歌队”，发挥叙事和评价的作用。
本以为人物众多、表演关系复杂，或多或少会成为该剧的“负担”，但创作者很高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他们都与祥子构成了具体且可变的人物关系。首先，“三个祥子”构成了祥子与自身的关系，他们以隔空对话的方式，让本是闷葫芦似的主人公在具体的关系中开口说话，让“不自知”的祥子“自知”了。青年祥子对自己很有要求、满怀希望，中年祥子在与诸多甘心和不甘心对抗和妥协，老年祥子面对堕落的自己悲愤又无奈。不同阶段的祥子延展了命运的宽度与厚度，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走向悲剧的一生，还有他在一步步陷入困境中的挣扎与痛苦。
祥子与十五位车夫形成了祥子与外界的关系。这个“外界”是对祥子认为的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所有人和事的统指。祥子的价值观是要强和要脸。他要强要脸的起点就是不愿意成为十五位车夫那样，可他的一生恰恰走成了“如何成为那样的车夫”。这对关系的变化，与祥子和自身的关系紧紧扭结在了一起。
最后，我们熟知的祥子与虎妞的情感关系，也构成了祥子与自身关系的一部分。同时，因为虎妞的出现而为祥子带来的情境变化——祥子在人和车厂、祥子在大杂院、祥子即将为人父等，使这对关系的变化节点作为全剧戏剧情节节点的明显标识，更多地承担了叙事作用。
从这部分的改编可以看到，“新关系”一定程度上搭建了该剧的戏剧结构，为其能够“站立”在舞台上提供了较扎实的基础。
改与不改
这一版《骆驼祥子》纵然在改编手法上已经展现出很多可能，整体完成度较高，但我还是能够察觉到心底的一些不满足。例如，“男扮女装”的表演对虎妞形象的塑造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虎妞是一个身形似“大黑塔”、性情粗俗凶悍的女人，与传统中国女性的美好形象几乎完全相反，男演员需要跨越性别完成两重塑造——从女性人物到带有男性色彩的女性人物，表演难度很大，分寸感极难拿捏。目前我们可以在虎妞身上看到一个优秀的表演者非常娴熟而精彩的技术技巧，但也因此而让人略感有些“形大于心”。因为虎妞的丑与美、假与真、恶与善甚至生与死，构成了她极强的复杂性和矛盾感。而“变装”带来的表演难度，是否让表演者因必须要解决人物外在形象的问题，而未能兼顾对人物内心更深层的挖掘？
用“三个祥子”为祥子找到袒露内心的“出口”，这真的是塑造祥子这一人物最准确的方式吗？他们每一次的对话都完全是在戏剧情境的推动下产生的吗？会不会是创作者太急于解读人物，而有一厢情愿的片面之嫌？
我知道这些不满足源于苛刻，因为面对经典，是一份难以挣脱的束缚。但经典值得，因为它永远可以带人走向艺术更精深之处。本版摄影/张伯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