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双城书友诗会后合影
《扫烟囱的孩子》（英国）威廉·布莱克 诗画
蓝英年先生速写 绘图/赵蘅
10月底，北京最美的金秋时节，在草婴读书会会长远方的策划下，北京书友赵蘅、张钊、车巍、张霓联手举办了多种语言的北京、上海“双城诗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多位师生也热情参与了活动，会前会后，大家还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寻访贝家花园、探望翻译家蓝英年夫妇。三天活动，书友们均感收获满满。本版约请几位书友写下感言，为这次难得的双城文化活动画下圆满的句号。
诗会
扫烟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张钊
秋风吹拂，秋叶盘旋，秋阳绚烂，但一切又将归于冬的寂寥。
一直以来，我都喜爱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和绘画，那么质朴，又那么深刻，“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用陆游的这句诗形容布莱克的诗歌和绘画，再合适不过了。
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中译，大约已有百年历史，一些名句如“一沙一世界”等也广为流传。但若论系统性地翻译，人们常常第一个想到杨苡翻译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杨苡的翻译生动传神，诗意盎然，且有一种童趣充溢其间，很好地传达了布莱克的诗歌真谛。
去年8月，中译出版社出版了《兄妹译诗》，继而新书发布，中译出版社、雍和书庭和赵蘅商议，共同举办一场“中秋诗会”。我也被分派了朗读任务。我选中了杨苡翻译的布莱克名诗《扫烟囱的孩子》。
在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中，一共有两首《扫烟囱的孩子》。一首收录在《天真之歌》中，另一首收录在《经验之歌》中。《天真之歌》中的“扫烟囱的孩子”是开心的，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尽管早晨挺冷，汤姆却暖和又开心”；而《经验之歌》中的“扫烟囱的孩子”则“哭哭啼啼”，因为他的苦难被“硬说是天堂”。
我朗读的就是这首悲伤的《扫烟囱的孩子》。那天晚上，真是一个美妙的中秋之夜。月亮又大又圆，露台上一片清凉，景中有诗，诗中有景，我们陶冶在诗情画意里，不觉年已近寒，夜已很晚。
盛年和美景都会让人产生稍纵即逝的悲哀。不知不觉之间，2023年的金秋到了。时序翻过来的是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杨苡以104岁高龄去世。杨苡生前将南京私宅捐赠给了南京市作家协会，房中的遗物被分散到了南京和云南，而她的遗骨也依照遗愿撒入了大海，化作了碧涛。
虽然尘归尘，土归土，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片大地上，那些经久传诵的诗歌仍然传递着美、歌颂着真、激起人们的希望。上海草婴读书会会长远方提议赵蘅再次组织金秋诗会。这一次，除了北京的诗友之外，上海草婴读书会的一些诗友也前来助阵。一天晚上，赵蘅翻阅多本诗集后，突然灵感喷涌，确定了诗会的主题：“跟着你，去点灯”。
再一次，《扫烟囱的孩子》进入了朗读诗单，并且赵蘅决定由她自己朗读母亲杨苡的中文翻译，邀请杨继红朗读布莱克的英文原诗。赵蘅说：“也许，这首诗可以成为一首保留节目，每年都念。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一首诗。”
10月21日下午，北京上海“双城诗会”在模范书局+友谊书坊如期举办。友谊书坊的灯光台阶成了诗的舞台。
手持话筒的赵蘅庄重而深情。“今天，我来朗读妈妈翻译的《扫烟囱的孩子》，我专门穿了一件妈妈送给我的衣裳。”
那一刻，仿佛杨苡仍未离去，仿佛她又来到了我们之中。我们仿佛又看到杨苡亮晶晶的目光，听到杨苡清亮而童真的笑声。那目光，那笑声，穿越了生与死的阻隔，带着永恒的圣洁的光辉。我想，赵蘅也一定希望妈妈在天上看到、听到她的朗读。因为我快活，又跳又唱，/所以他们就以为对我毫无损伤；/就去赞美上帝与他的牧师和国王，/这一伙把我们的苦难硬说是天堂。
在诗歌的朗读声中，扫烟囱的孩子不再孤单，不再悲伤，他踏着秋风落叶，走上了回家的路。
谢莹莹老师和“双城诗会”
◎王乐耕
翻译界老前辈谢莹莹是我尊敬的老师。她在草婴读书会里年岁最长，享有很高的威望。她始终乐观面对生活，笑得灿烂慈爱。
趁着这次京沪“双城诗会”的机会，我来到了北京。10月20日下午，一放下行李，就赶往仰慕已久的莹莹老师家。莹莹老师正在接待广州来客。她和来客打了抱歉招呼，立即接待了我。我激动地握着她温暖的手，她也一脸笑容地看着我，我顿时浑身暖洋洋的。
谈到病体，莹莹老师说：“我的病因，是突然间大腿和臀部开始疼痛，经过多次误诊，最终确定为中枢神经肿瘤，手术切去腰椎神经后，便不能行走，从此疼痛和残疾伴随着我，至今33年。但我从未哀怨，还是想积极做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谈到人生，莹莹老师说：“人品和良知以及悲悯之心，我是有的，也在实践中。”
老师还说，尽管身体不适，腿疼无比，人已经无助了，随它去吧，但明天的诗会一定要出席，还要朗诵助兴！
第二天下午，莹莹老师坐着轮椅，早早来到诗会会场。她一身喜庆的粉红色服装，神采奕奕，在书友们的簇拥下在座位前停下。
莹莹老师用中德双语朗诵了黑塞的《被修剪的橡树》，这首诗是黑塞的夫子自道。在全场一片寂静之中，莹莹老师深情地读着她所热爱的黑塞。赵蘅老师感叹:“为拥有莹莹老师这样充满生命力、感召力的师长前辈而感到幸运。”
贝家花园
重游贝家花园
◎车巍
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来到贝家花园。第一次来大约是七八年前，与朋友开车去阳台山踏青，在路边看到了“贝家花园”的标识。贝家花园不仅拥有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态美景，更由于近现代史上太多的人和事，都与它的主人贝熙业息息相关，而平添了迷人的灵气。
自从发现了这一风水宝地后，我就一直广而告之，四处推荐，这一次，我也义不容辞地做了书友们的向导。
贝熙业是一位从上世纪初在北京生活了整整41年，直到1954年才离开中国的法国医生。他曾为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梅兰芳等民国名人甚至毛泽东等人看过病，也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莘莘学子做过体检。一百多年前北京遭受鼠疫，他是把防疫疫苗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作为北京法国医院院长和上海震旦医学院的创始院长，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和教育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贝熙业在中外交流关系中享有的特殊威望和人脉，加之他慷慨好客的天性，他在家中发起的“贝家沙龙”自然成为当年北平城里各界名流的重要社交场合。贝家花园建成后，贝家沙龙的许多活动逐渐从贝熙业在城里大甜水井四合院的家中转移到环境更加优美的西山花园。
在贝熙业的众多好友中，首先应该提及的是他一生的挚友知己铎尔孟。这位比贝熙业年少近十岁的知名汉学家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和政府顾问，为中国贡献过第一部继承法。铎、贝两人志同道合，共同推动成立了中法友协、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并参与西山乡村建设实践。抗战胜利后，两人决定共同在西山碧云寺附近购置墓地，在华终老。
还有一位与贝家花园和贝熙业有着不解之缘的国际友人是英国人林迈可。这位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自幼就是一位无线电发烧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逃脱日军追捕，他就是在贝熙业的帮助下通过贝家花园逃往延安的，之后他成为抗日根据地通讯系统的奠基人。
贝家花园里发生的故事还有许多，其中最为感人的，莫过于贝熙业和吴似丹的爱情故事。吴似丹这位大家闺秀从小多病，足不出户。贝大夫看后，认为没有大碍，建议她走进大自然，拥抱健康阳光的生活。在贝大夫的鼓励下，吴似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还考上了辅仁大学，专攻美术。
因为吴似丹的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的总经理，贝熙业和铎尔孟都是银行董事，吴似丹于是也成为贝家花园的常客。通过这位在中国书画、戏曲和音乐方面均颇具才华的小友，贝熙业更加深入地领略到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而贝大夫更是给吴似丹打开了一个崭新丰富的世界。看到贝大夫看病手术应接不暇，吴似丹便经常到其诊所帮忙，大学毕业后干脆主动担任其助手。一次贝大夫因劳累过度，心梗发作，幸好吴似丹在场，才使贝大夫得以转危为安。
两人十多年的交往，逐渐由父女般的相互呵护，升华为平等相爱的纯真爱情。吴似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于1952年28岁时与年届八十的贝熙业正式结婚。1954年，贝熙业夫妇离开中国回到法国，开始了几乎白手起家的新生活。一年后吴似丹奇迹般怀孕生子，这段跨国忘年之恋有了美好结晶。3年后贝熙业撒手人间，留下吴似丹含辛茹苦，卖画为生，将儿子拉扯成人。后来，其子子承父业，也成为医生。吴似丹曾于1992年回国，并重返京西北安河，在贝家花园前留影而未入。直至2013年逝世，没有再回来过。
我们沿着修葺完善的山路拾级而上。此次重游，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从碉楼、北大房到南大房的主要景点，又新增和充实了介绍贝家花园的各种背板和老照片。我沿途断断续续给大家讲述的故事碎片，也因此变得鲜活完整起来。
本来用于防御的碉楼被贝大夫用作诊所，一二三层分别用于候诊、诊疗和放药。依山而建的北大房是当年主人的主要起居处，中式风格，反映出主人对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的尊重，而在其装修的细节里，又处处可见西洋建筑工艺的精致细腻。房前是园内最大的平地广场，在一个欧式喷泉的遗址对面，矗立着一个硕大空置的石柱结构棚架。我们在此摄影留念，遥想当年，郁郁葱葱的碧藤覆盖下，多少中外名流曾在这里聚集，推杯换盏，笑谈天下。
来之前我专门带上了有作者张伟和小贝熙业、小林迈可签名的《贝熙业传奇》一书，上车后同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贝熙业传奇》是张伟和贺洁夫妇花费数年时间，从西山开始，在中法两国多地进行仔细调研采访，收获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迄今为止有关贝熙业的最完整翔实的传记。
最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在我们刚准备进入碉楼时，意外发现张伟先生出现在山路上，他高兴地与我们攀谈，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了更多贝家花园的掌故和轶事。
一百年前，这里土地贫瘠，贝熙业通过密植树木，使山间植被大为改观。当年种下的侧柏、枫树和龙爪槐等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有幸置身于绿树成荫的美丽园林之中，聆听对这里的人文历史了如指掌的张伟先生娓娓道来，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贝家花园。贝熙业和他那个时代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前辈们的博大情怀，深深感染感动着我们。
蓝先生
准备好三件宝贝展示给我们
◎岑玥
10月22日下午，作为书友代表之一，我去接蓝英年夫妇吃饭。进了他家家门，听得老先生的“欢迎欢迎”，声如洪钟。我代表书友们将上海的沈大成重阳糕礼袋递上，祝两位老人身体健康。
尚未落座，老先生已经准备好三件宝贝展示给我们，都是关于《日瓦戈医生》。第一件是1958年国内仅有的一本俄文版，第二件是第一个中译本，第三件是台版译本。这里面有多少回忆与故事啊！
老先生对健康比较重视，他坐久了会站起来松动一下筋骨，走一段路也会找地儿歇一歇。虽然久未出门，两年前又有过腿脚骨折，但他的步伐还是稳健的。即使这样，旁人还是不放心，一定要左右两边架着他，他也只好叹息“老小啦”。
与老爷子唠嗑也挺有意思，他知道我们来自上海，就问：“华师大的徐振亚知道吗？他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又提到草婴先生，说他熟悉。
我问他：“您现在啤酒还喝吗？”“喝呀！”“听说您喜欢的黑啤厂关啦。”“是啊。”老先生的回答似乎充满了遗憾。“晚上还喝吗？”“晚上不喝了，就中午喝一罐。”走了两步，蓝先生又补充:“中午喝一罐——足矣！”最后两个字加重了语气。
这就是我今天见到的蓝英年先生，虽然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但依旧身材健硕，也懂得爱惜自己。出门就要戴上帽子，那是他的礼仪。他说话有条理，记忆清晰，笑声爽朗，过着简朴、健康又有节制的生活，令在场的书友们倍感欣慰。
他笑嘻嘻地说：“什么国宝，什么专家？”
◎刘军
去拜见著名俄文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并聚餐会谈。车到崇文门，赵蘅老师安排我和岑玥与作家张钊一起去接蓝先生和夫人。
来到蓝家门前，突然见到景仰的高大的蓝先生的我正手足无措，却见他把一本红色的书递给我们，说这是中国唯一一本1959年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我忙说：“谢谢！”蓝先生道：“这可不是送给你的，只是给你看看！”我噗嗤一笑，原来自己膜拜的不是神，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顿时放松了许多。
来到大堂先生又歇了一会儿，跟我和岑玥谈到知识分子的风骨，说到了陈寅恪和刘文典，我也提起了刘文典嘲笑沈从文跑警报的事，蓝先生说：“沈从文就住我楼下呀。”
进入包房先生坐定，席间蓝先生谈起了访俄趣事。说在俄国学习时，晚上回来打不开大门。门房说你到这儿来学习，就得学会开这个门。先生回道：这个门，只有熊才打得开。门房说：你怎么这样粗鲁啊。先生回：跟你学的呀！还有一次先生到果戈理餐厅，餐厅里的人向他介绍果戈理又说不清，结果还是先生请来讲果戈理，先生打趣地说：那能不能免了饭钱啊？大家哄然大笑。
美好的时光飞逝而过，大家簇拥着先生进入电梯，电梯发出嘟嘟的超载声，先生说没几个人啊，我说：“您是重量级的国宝专家肯定超重啊！”他笑嘻嘻地说：“什么国宝，什么专家？”
幸遇“枣花娘”
◎徐春
蓝先生夫妇一位90岁，一位92岁，都做过手术，疫情期间没有出过门。他们走一段要歇一会儿。两位书友扶着蓝老，他身材高大，脊梁依然挺直，看得出年轻时身姿伟岸。
蓝夫人中等身材，举止优雅，观之可亲，我总觉得好面熟，但一时又想不出在哪里见过。在包厢落座后，我坐在罗老师左手边，没忍住好奇地问她：“罗老师，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出演过什么电影？”罗老师说：“我是演员，演过《篱笆·女人和狗》里的枣花娘和二姨，还有《杨开慧》里的向振熙。”哇！我差点叫出来，激动地说：“我妈妈是您的粉丝，当年带着全家人一起追剧，她最喜欢范琳琳唱的那首片尾曲。”她说：“对对，那首歌叫《苦乐年华》，那个剧里的歌每首都好听。”
给罗老师夹菜，每次放她盘里，她都要说一声谢谢，非常客气，吃得也少。而坐在她右手边的蓝先生则声如洪钟，与赵蘅、张钊、远方、车巍聊着《日瓦戈医生》1958年俄文版的来历和首译轶事。
我也不时替蓝先生夹些软和的菜食，起先罗老师会低声问一声蓝先生吃什么，老先生谈兴正浓，扭头看一眼盘子，便对罗老师说：“我不吃。”像个被打断玩耍的孩子，有点恼怒的小任性，率真可爱。罗老师对我一笑说：“不管他，他吃东西很傻的，你放什么他吃什么，不讲究。”
罗老师跟我说，她年轻时跳舞练功，身体柔韧性好，86岁前还骑自行车到处跑呢，后来做了腰椎间盘手术失败，不能走了。蓝先生是因为几年前摔了一跤，大腿上打了钢钉，吃不上力。她还说她是南京人，六岁起（1937年）就和父母一起跟着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到处奔波逃难，也算经历了战争，吃了不少苦头。
她是电视剧里柔弱善良苦情的枣花娘，现实中却是思维敏捷、谈吐明快的啸华老师，一点不像92岁的人。坐在旁边的书友感慨地跟我说，我们老了要有这样的状态就好了。罗老师望向我们，我忙把这话讲给她，我们都很敬佩她，想问她怎么做到的。她微笑着轻声却清晰地对我们说：“一定要保持独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