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盟
最近的一众戏剧影像放映作品中，有两部适合连续观看，一同讨论：一部是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在晚年写就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史诗《利奥波德城》，另一部是塞西尔·菲利普·泰勒创作、大卫·田纳特主演的《好人赫德》。两部作品共享同样的时代背景，回望历史投下的暗影，区别则在于视角的差异——前者以一个家族的苦难与离散，展现了施加于受害者的恶所带来的剥夺、损坏与毁灭；后者从一个普通人到纳粹的转变之路，展现了恶何以滋长、蔓延，最终将人吞噬。
一个庞大、繁盛、富裕的犹太家族，在半个世纪中由盛转衰、颠沛流离，最终只留下三名幸存者——如果《利奥波德城》的故事再次唤起我们对那段残酷历史的追忆与思考，那么看过《好人赫德》便会感到：更为恐怖的，是这些令人心碎的过往背后，有多少道貌岸然的普通人，看似与之无关，实则早已身在局中，做了推手帮凶。
两样赫德
这部撰写于1981年的作品，曾先后登上西区和百老汇的舞台。2008年，《好人赫德》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由出演过《指环王》三部曲的维果·莫腾森饰演赫德一角。影片中的赫德，懦弱、犹疑、挣扎，尝试在妥协于现实和忠诚于信仰间做平衡。他时刻抵抗欲望，又时刻沉湎于虚荣；他为刽子手递刀，又坚信自己只是人畜无害的顾问和教授。自得、膨胀，又不安、拉扯。
电影版《好人赫德》中的赫德，始终带着惊惶、无措和愧疚。他对老母充满不耐烦，也在某些时刻真实地感知痛苦和悲伤；他被充满活力的学生安吸引，但又知道为人夫、为人父的自己不该如此，不敢表露爱意；到车站为好友、犹太人毛瑞斯买离开德国的车票，遇到党卫军，他退缩了，而发现形势急转直下，他又再次冒险帮好友脱身……相比于毫无阻力地滑向黑暗，影片塑造的赫德更像一个因一念之差而谬以千里、因看不清时代方向而误入歧途的失足者，像一个试图游出漩涡但终究被卷入洪流的普通人。片中的赫德，可同情也可理解，可憎恨却也无奈。
而此次放映的话剧版中的赫德，则剥离了那些使其看起来复杂、立体、多面的层次，不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好人”，而成为一个不断为当权者及其暴行寻找合理性，为自身行径辩解开脱的赤裸的、彻底的卑劣者。他毫无负担地谈论如何把屠杀的场所布置成放松的浴室，两次拒绝好友离开德国的请求。话剧版的赫德身上，人性的残影几无可察，与道德的博弈荡然无存。如果说前一个赫德“在黑暗的年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那么后一个赫德则主动走向了恶的悬崖，更加面目可憎，也更令人遍体生寒。
自认“好人”
极简的舞台上，灰色的墙壁高耸合围，几根灯管悬在空中，赫德倚墙而坐，自言自语开始回忆。之后，他出现在母亲的病房，失去记忆、双目失明的母亲焦躁不安、歇斯底里，一遍遍说着想要回家与儿子同住。下一瞬，他正与毛瑞斯陈述“病情”——面对不同的场景，他的脑海中总会响起不同的音乐。下一刻，赫德又出现在总理府，被告知希特勒阅读并赞扬了他写的关于安乐死的小说，希望他与纳粹合作，继续开展“研究”，担任“人道主义顾问”……同一个场景，是家也是养老院，是公园也是总理府；除了扮演赫德的田纳特，母亲、妻子、情人、犹太好友、纳粹军官等众多角色都仅由一男一女两名演员扮演——不仅一人分饰多角，时而还反串出演。随着灯光的冷暖变化，瞬间完成环境和人物的切换，仿佛昭示着：对赫德而言，周围的一切并不重要，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何人，都不会让他有任何触动和分毫改变，他始终是那个自认为“好人”的人，是那个在内心重复着“如果连我都不替自己着想，还有谁能为我着想”的人。
对于周遭的人与事，赫德有着清晰的排序。自身的健康、所处的境遇、情人的忠诚，与他有关的一切都可能令他忧心，唯独与犹太人相关的问题，被认为与自己太过遥远——尽管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而他对此的解释则是“我本质上是个快乐的人，我绝对是个快乐的人”。情人安觉得，《浮士德》探讨的一切都没有她自己公寓里发生的小事重要。赫德同样如此，对近在咫尺的哭声充耳不闻，沉沦在脑海中回荡的乐曲声中，一面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一面不断确认自己是个好人。
私欲加码
最初的最初，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正常而无害。希特勒向党卫军保证“不会对合法的德国政权动用武力，不会下达违反你们良心的命令”；纳粹军官对赫德说，安乐死的研究是帮助那些已然无法正常活着的人减少痛苦；赫德说服自己加入纳粹党，是希望推动改变、让他们变得更加人道。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不过是说辞面具。局势逐渐恶化——“不违反良心的命令”终究成为“不可违抗的命令”；所谓基于人道主义的研究不过是为建造集中营和大屠杀添砖加瓦；而赫德“加入他们，改变他们”的初衷，也只是对一个投机、虚荣、冷漠的自己的苍白修饰。
《利奥波德城》第一幕中，家族众人聊天时曾提到，弗洛伊德因为他的犹太血统始终只能是“提不上正职的副教授”。讽刺的是，赫德加入纳粹党，正源自一个非犹太血统的德国教授希冀升职进步的野心。彼时，弗洛伊德的处境已然为后来的黑暗埋下了伏笔。犹太人的命运，不只停留在“二等公民”，最终走向被戕害杀戮的悲惨境地；赫德之流“识时务”的选择也注定他们不可能只做一名“荣誉党员”，必会改头换面，手染鲜血。
加入纳粹和党卫军，满足了赫德的欲望，荣誉感和归属感扑面而来。享受着追捧、赞美、豪宅、美食，本就被他视作遥远问题的犹太人的困境与危机，愈发与己无关。为暴行辩护，也是自我安慰，让他能够继续沉浸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权力和财富里。因而焚书可以被看作是对教育的净化，犹太人被逮捕也许因为“他们本就有错”……一切都未必完全是坏事，一切都有哪怕最少的合理成分。
“这是真的”
电影《好人赫德》的结尾，到集中营寻找毛瑞斯下落的赫德又一次听到音乐响起，他神情恍惚，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他见到了一支乐队，穿着囚服的犹太人形容枯槁，演奏着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震惊的赫德嘴唇颤动，吐出全片的最后一句台词：“这是真的。”伴着这首“送葬进行曲”，镜头逐渐拉远，赫德目之所及，成群的犹太人被推搡、斥骂，地上一片尘土飞扬。
舞台版《好人赫德》中，行至尾声，密不透风的铁板般的墙壁从中打开，身着党卫军制服的赫德同样震惊地发现了乐声的源头。一切都是真的，音乐并非臆想，就像苦难从来都真实存在。只不过，这支乐队演奏的不是马勒而是舒伯特——让人不由想起乔治·斯坦纳的描述：“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怎样才是一个好人，或许标准并不确定，剧作者也未曾给出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倘若满足于虚荣、沉溺于自我、臣服于权力，投入深渊只会被深渊吞噬，与魔鬼共舞终将是为虎作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尤其如此。
摄影/Johan Per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