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了诗人与军人之间-北京青年报

    ◎北大獾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试图描摹以诗人为主体的盛唐气象，却选取了星光相对黯淡的边塞诗人高适作为叙述者，可以说是很费了一番苦心。无论空间，还是心理，高适与长安繁盛、诗酒年华，似乎都相隔甚远。电影中，高适甚至并不怎么写诗，之所以具备讲故事的资格，在于军功。高适自己也讲：“我是个笨拙的人，没有李白、王维他们才气纵横，但我还有武艺在身。高家枪不为舞蹈，为的是驰骋疆场。”这样的人物，在开元全盛时不免乏人问津，可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大唐已不再是昔日的大唐，相比政治投机、身陷囹圄的李白，统领一方兵马的高适才是时代的主角。或者说，高适以军功而非文采，实现了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梦想。

    讲诗人之情谊却全不在诗

    在普通读者的印象里，尽管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句，高适的个性却不甚清晰。这给电影提供了很大空间，可以将其塑造成一个稳重、朴实的旁观者形象。在黄鹤楼、扬州、长安，他一次次受到李白的吸引，轻易追随他的召唤，却很快感受到自己与李白及其周边气氛的格格不入，又一次次匆匆离去。他更像是对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气象的怀疑，站在安史之乱的后见之明上，对理想与现实、文学与政治、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距离加以质询。电影努力表现二人的友谊，表现李白对高适的影响。落脚在哪里呢？不在诗歌，却在相扑——不仅让李白与高适二人，从精壮汉子到落拓中年，几次赤膊上阵，演习相扑；而且在电影结尾，正是因为领悟到李白在相扑中教诲的虚实之道，高适才得以夜袭敌军、大获全胜。

    相扑的段落本无可厚非，只是讲诗人之情谊却全不在诗，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嫌。电影虽然也让李白对高适讲：“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但是对于高适如何中年学诗，诗歌又对其有何意味，却都略去不谈。这多少让人感到迷惑，仿佛语文老师来上课，讲来讲去全是在教体育。作为杰出诗人的高适，就这样被彻底改写了。这就导致电影是站在文学之外、诗人之外，以现实政治的标准，来对以李白为中心的众多诗人加以审视的。如此，让我想起鲁迅的名句：“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高适背后的电影主创，其实也具有这样的文学观：李白写了那么多千古名作，又能奈安禄山何？或是：纵然写出了《将进酒》，也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只是这样一来，想要深入李白的精神世界，就变得难上加难。

    努力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李白

    电影虚构了高适与李白的交往，却在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李白形象上花了不少工夫：一方面，将李白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囊括进来，无论少年干谒、两次入赘、长安得意、晚年学道、永王叛乱，都得到较完整的表现；另一方面，则对更有名而不可信的传说——譬如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等——弃之不用。取舍之间，紧扣住高适眼中的李白形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潇洒不羁的人。可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

    电影里一处细节耐人寻味，那是李白半生蹉跎以后，一时兴起，又要与高适比试相扑。此时的李白却已是大腹便便，既无力抵御高适的进攻，也无力抵御岁月的侵袭。这样的李白形象，此前很少有人表现，因此给人深刻印象。只是既追求面面俱到，也不免陷于冗长，显得不够潇洒。全片长达168分钟，节奏又比较沉稳，结果到李白朗诵《将进酒》的高潮段落，正好是最困的时候。好在这一段的确精彩，能以诗人驾长鲸遨游于天地之间的画面，将李白诗中的风采表现出来。

    电影在李白不够精彩的人生中，不时插入其足够精彩的诗作，其实不自觉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诗是诗，人是人——既并不回避李白在现实中的空虚幼稚之处，试图塑造一个不同于以往印象的李白；又为李白的名作配上奇妙想象的精美画面，以唤起观众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只是这样一来，李白何以成为李白，其现世理想与诗歌创作之间关系如何，就基本没有得到体现。这或许是过于困难的任务，也体现出如今大学中文系教育的特质：长于背诵文学常识、讲述文学家相关的故事，彰显伟大诗人不仅限于伟大；而拙于表达具体而深入的感受，回答伟大诗人何以伟大的命题。换言之，电影的遗憾，正在于其采用了主流文学史的处理方式。

    甚至可以将高适换成郭子仪

    电影挖掘诗人心灵虽有遗憾，却有另外的成功之处，那就是表现不限于诗人的、有唐一代精英阶层整体的困顿感。我想所谓盛唐气象，本来就有这样的气质：不限于诗歌，包括书法、画艺、科举、武功，各人都想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伟大的时代中来。然而白云苍狗、壮志难酬，个人的生命也转瞬即逝。电影名为“长安三万里”，很大程度也是讲，人人都在望长安、念长安，可是长安何其遥远，又何其缥缈。

    电影没有表现个人的发迹史，转而关注大时代下的无奈与担当，这是很漂亮的处理。由此，也不禁让人悬想：如果将高适换成郭子仪，电影会不会更好看？如今生造高适的形象，是因为舍不得其历史认定的诗人身份。然而实际上，电影已经将高适塑造成小一号的郭子仪了。这样一来，也就不必回应历史上高适不救李白的现实，不必在结尾硬拗高适私下写信给郭子仪，恳求其搭救李白的牵强情节。或许在电影主创看来，即便缺少诗人个性，也总要有个诗人身份。其实不然。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道：“我管富于情感、心底爽朗的人都叫做诗人”。宽泛地说，军人也可以是诗人，诗人不必真的写诗。反之，若要对诗人有较高的要求，又不如索性借助杜甫的眼光。现在夹在二者之间，效果就不尽如人意。

    总之，电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收获不小、值得推荐，却也存在上述种种遗憾。归根结底，电影没能回答这样的追问：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在正如片中高适所言：“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无论唐诗，抑或李白，总在那里，期待着与后来者愈加深入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