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无意中剥开了一层真相：原则从未展现中立性，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权力结构中被激活的

　　□ 刘星

　　1880年8月，美国纽约州，一位老人立遗嘱，将大部分遗产给了孙子帕尔默；将小部分遗产给了两个女儿。其中提到，若帕尔默先于老人去世且未婚，则帕尔默之母要将遗产转予两个女儿。在这之后，帕尔默一直与老人同住。
　　1882年3月，老人与伯瑞斯夫人结婚，婚前协议约定，一旦老人先于夫人去世，那么后者只能管理而不能继承遗产。不久帕尔默推测，老人可能改变遗嘱，便将其毒死。后来，帕尔默被判有罪，受到了刑事制裁。再后来，老人的两个女儿起诉，要求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当时的遗嘱法，规定了遗嘱的有效条件，却没有规定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将如何。
　　1889年6月至10月，纽约上诉法院终审。所有法官同意两点：“道德上”，帕尔默的行为肯定恶劣；“法律上”，的确无法找到明文规定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但多数法官觉得，帕尔默继承遗产将非常糟糕。而少数法官认为，不让继承没有法律依据。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帕尔默“永远离开”遗产。
　　此案就是法学教科书、法学教授的论文不吝笔墨的帕尔默案。
原则的出场方式
　　帕尔默案中，多数法官想出的理由是什么？显而易见，仅凭“道德恶劣”的说辞，不够专业。他们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在一连串的法条和判例的理由中，可以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法律技术”。有法官指出，可以看到“原则”，并举出一个案例加以说明。在案例中，两人订立了死亡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死亡，那么投保人获得保险金。而投保人为拿到保险金，谋杀了被保险人。案例中的法官断定，如果帕尔默能获得保险金，那和蓄意烧毁建筑而获得保险金绝无两样。帕尔默案法官的心思是，案例就有一个“原则”——不得因过错而获利。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帕尔默身上。
　　多数法官提出的这个理由，可以说是“法律上的舒适”。大多数法学教授也的确这样认为。
　　但严格说来，这个理由或许不是严密的论证，而像是一种陈述。它陈述了一个说法：可将“原则”视为法律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人们似乎既觉得不必深究，也难以讲清楚。
　　这里提到“法律上的舒适”，不是想去重复过去的评论，而是想让另外的思路得以出现。这一思路是反思性的——该“原则”是替谁发声？
　　我们顺着批判法学的逻辑，来理解反思性的意思。
　　这一法学会提示如下一些事实：第一，在帕尔默案中，判决是由多数法官决定的；少数法官对自己的看法没有动摇过；第二，人们都知道，人数多不必然代表“正确”，人数少也不一定表明“不对”；第三，实际上，少数法官坚守的是如下三个原则：一是给予遗嘱自由最大尊重；二是优先保护法律的确定性；三是保持司法权力边界的谨慎。这些原则，同样是严肃的法律原则。相比多数法官的“原则”，它们恐怕是同样古老的，而且在具体情景中，也会让人感到“法律上的舒适”，且显现出“精妙”的意味。
继承秩序与性别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些事实暗示了一个要害：人数的权力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少数法官坚守的三个原则，由于权力结构的压抑，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也未能成为“胜者”。所以，“原则”出来站台，不是自然地站出，而是被选中去发声；另外的原则，已经被要求沉默。
　　如果批判法学揭示了社会结构的权力维度，那么接下来要提到的女性主义法学，则进一步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性别维度。女性主义法学，某种程度上正是在批判法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它把“法律并非中立”的怀疑，引入到家庭、继承与性别关系之中。
　　女性主义法学，可以提出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老人的遗产安排——帕尔默的母亲只能转交遗产，新婚婚约中夫人只能管理遗产，意味着什么？它会接着说，人们或许需要回忆一下那时的社会状态。因为历史似乎已经记载，19世纪，尤其是案件发生的年代，美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仍然以父权制为主导，财产的流转，主要是围绕男性展开的。而法律所设想的主体，通常是理性、自主、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如此看来，案情展示的那些安排，很像是父权社会结构的缩影。
　　所以，不能排除一个怀疑：法官陈述提到那个“原则”，是想纠正那些公然破坏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包括：杀害家族长辈；破坏财产继承链条；颠覆家族与私有财产的稳定性。由此可以推测，帕尔默案中被唤醒的“原则”，首先要保护的，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深刻的性别化、阶层化的社会秩序。
　　女性主义法学，可能会这样反问：如果继承人不是谋杀，而是长期进行虐待、经济控制或家庭暴力，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如果被继承人并不是无辜的，而是施暴者，那么又该如何？如果所谓欺诈、过错、不义或犯罪，发生在家庭的私密空间，且长期被法律忽视了，又该如何处理？
　　假设真是这样，“原则”会变得“暧昧”起来。因为在上述三种情境下，法律时常容易忽视的，正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要么将其视为私人的事务，要么将其视为轻微的问题，很少想到可以采取干预性的措施。
　　一个被隐藏的事实是：“原则”之所以显得“法律上的舒适”，甚至显得“精妙”，是因为它面对的，正是一种法律结构早已认定的“恶行”。
对“偏见”的再判断
　　在这里需要更深入地想到，批判法学传递了一个令人焦虑的讯息。帕尔默案司法决策的真正价值，可能不在于“规则失灵，原则补位”。相反，它无意中剥开了一层真相：原则从未展现中立性，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权力结构中被激活的。当然，这不会使帕尔默案，变成“坏的判决”，但它确实迫使我们，放弃一种过于轻松的理解方式——将被选中的原则，视为正义的自然输出。
　　女性主义法学，则传递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讯息。它并不否认，帕尔默案的多数法官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它想揭露一个更难回应的问题：当法院自信地运用“原则”，它是否意识到，“原则”源于谁的生活经验？在家庭、继承、照料、情感、辛劳这些领域，法律长期依赖的，是关于“正常家庭”“理性主体”的刻板想象。这些想象通常排除的是女性继承人，以及家庭的内部受害者。“原则”并不自发地具备解放性，它也可能只是把既有秩序的偏好，包装成了“法律必然”。
　　最后，再看帕尔默案判词中的一个细节。少数法官表示，在丹恩诉布朗案中，法官反复强调，遗嘱人不改变遗嘱，就表明遗嘱是不可推翻的。与遗嘱效力有关的规则，应当由遗嘱法来规定。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拒绝帕尔默的继承？
　　多数法官则说，欧文斯诉欧文斯案中，一名女性为获得“寡妇”资格，协助他人谋杀自己的丈夫，案判最终拒绝了这名女性的继承要求。我们为什么同意帕尔默可以继承？
　　这两种说法是否进一步佐证，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对“偏见”的“偏见”，是一个不易回避的追问？
　　如此讲来，“替谁发声”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