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汇寄至国内、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今年，伴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银幕，侨批正式步入大众视野，无数人由此读懂一纸银信背后跨越山海的华侨往事。但鲜为人知的是，许多侨批真实地记录着信贷履约、物权流转、婚姻家事、遗产承袭、公益契约等活动，它们既是漂泊华侨寄往故土的相思信物，也是散落民间的法律印记。
过往学界解读侨批当中的法治内核，大多着眼于书信承载的传统法理精神与当代时代价值。本专栏另择视角，以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侨批原件为蓝本，探寻方寸纸笺里的律法规则与烟火故事。本专栏所涉侨批图片资料，由《闽南侨批大全》主编黄清海、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林南中提供，文稿由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杨碧琴撰写。
我们期待，借由这些鲜活而真切的往事，推开一扇观察近代民间秩序的法律窗口，为更好地理解法治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一份来自寻常百姓的生动注脚。
□ 杨碧琴
民国四年（1915年），福建漳州人潘求谟从菲律宾回了趟家乡，与妻儿团聚。他重返菲律宾不久后，他的儿子新哲写信告诉他，母亲身体抱恙。潘求谟初步判断是妻子有喜了，欢喜之余又增添几分惭愧。他在回信中写道：“吾羁留于此，实为谋利艰难，毫无积蓄。苟有资本，便即旋归。”
两三年后，大约是在1918年的春季，潘求谟东挪西借往家里寄了一笔“大钱”——儿子新哲男大当婚，娶亲的钱怎么也得凑够才行，而这笔钱多年后仍未能还清。
1918年，潘新哲动身前往父亲营生地菲律宾，不过他并没有和父亲同在宿务。一来，他心气高，看不上父亲的小生意，和朋友去“大地头”（华侨对菲律宾某地俗称，现无法考证其确切方位）另谋利路了；二来，母亲黄氏也不建议父子同居一处。寄侨批的责任从此落在潘新哲肩上，他时常给母亲寄钱，有时是20元，有时是40元，并请母亲从中抽取一些钱给妻子许氏。这对于不主持家事的年轻妇女来说，也够她买几件心仪时髦物品了。
可是对许氏而言，新婚不久就独守空房，丈夫新哲心高气傲的心性，让她非常没有安全感。她开始胡思乱想，丈夫是不是在菲律宾另立家室了？她终于还是没忍住，把自己的忧虑告诉给婆婆。
在那个华侨“两头家”甚是普遍的年代，当婆婆的听儿媳妇如是一说，也没了主意，她只能在回批中向丈夫探口风。后来，就有了1921年3月18日潘求谟寄给妻子黄氏的这封侨批。
这封侨批中提到：“……新哲牵番婆之事，此乃乌有之词，勿有此情。近来花旗有新条规，若是在唐山有娶妻，在番帮不能再娶之，而在番娶妻在唐不能娶之。花旗头人与咱人正（政）府经有菲议定条规。若无照此条规，察之必有重究，此节不必远虑于心。而新哲依旧任皆侯叔之利路，待其来年自当迫他回唐……”
侨批中，“唐山”一词，意指中国。这一称谓广泛存在于潮汕、闽南等地区的华侨历史记忆中。而“花旗”，则为清民时期我国商民对美国的俗称。
1898年，《巴黎条约》结束了西美战争，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1899年12月，美军驻菲总司令兼军事总督埃尔韦尔·奥蒂斯在菲律宾颁布婚姻法（第68号总令），其中第四条规定，“凡在菲律宾群岛境外缔结的婚姻，只要依其缔结地法律属有效婚姻，在菲律宾群岛境内亦属有效。”该条款表明，菲律宾承认境外合法婚姻的有效性。同时，该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人在原配偶尚生存期间，与原配偶以外之人另行结婚的，该婚姻自始无效；但前婚因配偶死亡或有管辖权法院的判决而解除的除外。”即该条款明确，一夫多妻制在菲律宾是不合法的。
进入近代以来，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国渐成潮流，取消多妻制、反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虽然近代中国从民法层面否定了妾的合法婚姻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城市地主富绅阶层纳妾行为，形成“法律禁妾、事实容妾”的特殊状态。到了20世纪30年代，华侨“两头家”的情况仍不少见。
社会学家陈达于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期间对闽粤一千多个华侨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发现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殖民政府纷纷在东南亚各地修订婚姻法律规定，且对中国华侨适用。也就是说，华侨“两头家”现象直接受菲律宾婚姻法影响。
那么，有关潘新哲娶番女一说，到底是许氏的猜疑，还是无事生非的谣言，抑或确有其事呢？
1921年6月7日，潘求谟在给妻子的侨批中再次言明，“新哲娶番女之事，断无此情。而现时花旗法律，在唐山有娶，在番地不能再娶；在番地若娶，唐山不能娶之。”他建议，若是妻子不信，可以向同往菲律宾的族人乡亲打探消息。
然而，1922年10月28日，潘求谟似乎在给妻子的侨批中，确定了儿子潘新哲另立一室的事实：“新哲儿及媳妇（闽南方言媳妇实为儿媳妇）之信已经收阅矣。其所云诸事均各知详。而媳妇附来之信，愚已经转寄，以及愚亦写壹信附去。而儿已长大，外出远方，敢行此事，今奈他何？总是恨咱之命，有何言可说。”
1923年3月9日，潘新哲在寄给母亲的侨批中报告自身平安，且“孙女各安”，说明潘新哲已经在菲律宾另娶一妻，且从“各”字来看，孩子至少已有两个了。
此后，许氏的生活费基本上靠家翁潘求谟维持。五六年后，万般无奈之下，许氏请求家翁为她收养一子，可惜潘求谟年事渐高、银项困难，对此无能为力。
大约1929年6月，婆婆黄氏过世，许氏为其安排后事。此后，潘求谟的侨批也似乎跟着黄氏的生命，一并中断了。彼时的许氏难以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夫一妻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旧时代遗留的婚姻伤痛，终将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缓缓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