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尹丽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8月10日晚，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器》登陆央视八套，爱奇艺同步开播，掀起一轮观剧热潮。截至8月12日，酷云数据显示，该剧播出收视峰值达2.16%；在爱奇艺平台，剧集稳居热播榜等多个榜单首位，观众反响十分热烈。
《重器》剧名取自“法者，治国之重器也”，故事的时间轴横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剧集以陈一众等五位法学院毕业生的人生经历为叙事主线——他们从校园走出，各自踏入法院、检察院、律所等不同的法律岗位。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们亲历一个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司法案件，不断经受法理与人情的碰撞、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个人命运的浮沉，折射出新中国法治体系一步步走向完备的宏大历史进程。
写下这个故事的，是编剧赵冬苓。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她长期近距离观察司法实践。在《重器》之前，聚焦基层民警烟火日常的《警察荣誉》、叩问乡土社会普通人权利觉醒的《幸福到万家》，均诞生于她的笔下。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专访赵冬苓，请她讲述创作《重器》的心路历程，以及在流量浪潮、AI技术冲击之下，她作为资深编剧的思考和态度。
聚焦“为推动法治进步而奋斗的人”
记者：你此前创作过《警察荣誉》《幸福到万家》等多部现实题材作品，此次选择聚焦法治重建历程，创作《重器》，最初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赵冬苓：最直接的原因是爱奇艺的邀约，但我觉得自己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多年。正因为我持续多年对法律的热爱和对法律题材创作的钻研，才让大家知道我可以胜任这一艰难的任务，这份邀约才能到达我这里。
记者：在前期的调研过程中，有没有真实的法治故事、人物经历让你印象尤为深刻，最终融入了剧本创作中？
赵冬苓：我事先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案头工作。在重新创作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国刑法学的奠基人高铭暄先生参与起草刑法的故事。从第一部刑法的诞生，可以看到我国法治进程之艰难。
记者：本剧涵盖多部重要法律法规修订、法治体系完善的关键节点，在兼顾历史真实性与剧情观赏性上，你是如何把控尺度、平衡细节考据与戏剧创作的？
赵冬苓：因为故事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也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前二十年，所以我们的故事必然会涉及法治进程中不那么完善的情况。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始终把握的一点是：不回避问题。正是因为过去法治的不完善和不完美，中国法治才需要进步。
更重要的是，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始终聚焦在这个过程中为推动法治进步而奋斗的人。在创作中，我们会有大量的虚构，但在表达的分寸上要符合当时的时代。我们不会为了戏剧冲突而扭曲历史，这是我们创作的准则。
记者：剧集以五位法学院毕业生的成长轨迹串联整个时代法治变迁，采用“群像叙事”的创作方式。这种群像设定在剧本创作中有着怎样的创作考量？
赵冬苓：《重器》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法治进步史的作品，这个命题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只聚焦于某一个案件或者某一个群体。我们选择了五位法学生，让他们和我们的法律一起成长，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另外，我们还有老一辈的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在地域上，我们从南方写到西北，从都市写到农村，总之一句话：我们希望它尽可能全景式地反映那时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
当然，一部作品很难真正做到全景式的表达。比如，我们只写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涉及民法。但在我们可能涉及的范围内，已经尽可能把更多的内容涵盖进来。
邀请法律工作者“扫盲”
记者：剧中涉及大量年代司法流程、案件审理、行业细节，为保障内容专业严谨，在规避行业误区、还原真实法治生态方面，做了哪些针对性工作？
赵冬苓：首先，这部剧的创作要求我自己有一定的法律素养，这一点我可能是做到了。在我们的创作团队里有两位专业律师，负责从开始就帮我把关。另外，这部剧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法学界的大力支持。在前期采访中，我们采访了大量法律精英，后来在剧本创作到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都有专业人士把关，保证不出现法律上或者时代背景上的疏漏。
记者：回顾整部剧的创作过程，你认为《重器》是你所有法律题材作品中，创作难度最大的一部吗？
赵冬苓：《重器》无疑是我创作的法律题材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它的难度首先在于它要求我有博大的视野，对中国法治进程有着完整的、清晰的概念，然后才是因为题材的重大所带来的人物众多、戏剧冲突难以组织等艺术创作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在开始创作以前，我们先务虚，也就是不涉及具体的创作，首先请法学家、法律工作者给我“扫盲”，帮我建立起对中国法治的宏观认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我们的创作才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说在前期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就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法律，所以在进入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新中国法治的进程几乎是一无所知。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很惶惑，也很警惕，我提醒自己以更加谦恭、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新中国法治的进步史，认真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细节。
记者：对于这部剧的反响，你有怎样的期待？
赵冬苓：我觉得，法律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我期待所有的人都能关注这部剧。至于它成功与否，当然由观众评说。但我以为，只要它引起观众对中国法治现状的关注，就是它的成功。
记者：未来，你是否会继续深耕法治题材创作？是否有新的创作规划？
赵冬苓：当然会。我目前应最高人民法院之邀，正在创作一组名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系列作品。今后，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法律题材作品。
“专业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记者：《重器》是一部法治题材电视剧。当下，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可谓层出不穷。在你看来，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赵冬苓：目前，对于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来说，专业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写法治题材不懂法，以至于闹出专业的笑话，或者出现法律上的漏洞，是最不应该发生的。
记者：你曾对影视行业的“流量迷信”进行过批评。从目前看来，这种“迷信”是否有所好转？
赵冬苓：我不认为好转了。事实上，随着AI的盛行，影视资源更进一步向流量倾斜，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许多演员甚至二线的演员都说没戏可拍。也就是说，当开机量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资源进一步稀缺，所以必然会向流量倾斜。
说到AI，我仍然坚信AI无法取代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包括艺术创作。人类的文明是从人开始学会讲故事开始的，如果讲故事都被AI取代了，那也就意味着文明的消亡。在机器的冲击之下，人类暂时的恐慌或者混乱是难免的，但我相信人类文明不会就此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