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伟明
马仁瑀是北宋初期的一员猛将。此人不仅以武艺超群闻名，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作风，也堪称楷模。
《续资治通鉴》第六卷载：“仁瑀兄子因醉酒误杀平民，系狱当死，民家愿以过失伤论。仁瑀曰：‘我为长吏而兄子杀人，此乃恃势恣横，非过失也，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哉！’遂论如律。”
这段史料讲述的是，马仁瑀担任瀛州防御使时，其侄儿酒后滋事，打死了一名无辜百姓。按当时律例本当处死，但被害人家属慑于凶手的叔叔是地方军政长官，不敢深究，愿意接受以“过失伤”结案。然而，马仁瑀却态度决绝：“我身为地方长官，侄儿却胆敢杀人，这分明是恃强凌弱，哪里是什么过失？我怎敢因徇私情而败坏国家法度！”随即依法判处其侄儿死刑。
其实，翻阅史料可知，马仁瑀性格复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官员”。他曾因向主考官薛居正请托徇私未果，借酒谩骂对方；也曾因看不惯皇亲国戚王继勋（宋太祖内弟）骄横傲慢的做派，几度欲动用武力教训之；在监领霸州军时，甚至有过擅调士兵越界抢掠的违纪之举，并因此与齐州观察使李汉超爆发激烈矛盾。
这样一个行事鲁莽，甚至偶有越轨之举的“多面体”，却在生死决断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以他当时的权势，若是想顺水推舟暗箱操作——况且苦主已然妥协，并非难事。但他坚守住了“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的底线。在封建社会，官员能做到不护短、不偏私、大义灭亲，实属难能可贵。这既是对法度的敬畏，也是一种清醒。
良法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政者带头敬畏法度，规矩便不怒自威；若居高位者随意干预，制度便会沦为一纸空文。与马仁瑀案相类，《续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宋太宗的一件事：御史中丞弹劾开封府尹、许王赵元僖。赵元僖心生不满，自恃皇子身份，祈求父亲法外开恩。宋太宗严词驳斥：“这是朝廷的法度，谁敢破坏？哪怕是我有过错，臣下也会据理力争，你身为开封府尹，难道就可以不守法？”最终按规处罚了赵元僖。作为储君培养的皇次子尚且不能僭越，其示范效应自不待言。古人尚知，吏治之大患，在于“权大于法”与上位者心中的无“法”。
法律条文是刚性的，但执行过程中却常面临人情世故的考验。人非草木，亲情、友情、同僚之情往往让人难以割舍。面对素不相识的违法者尚能秉公处理，一旦牵涉利益纠葛或亲友故旧，考验便真正降临。哪怕有完善的“回避”制度，有时也难以完全杜绝人情的渗透。
面对人情与法纪的冲突，往往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公心。马仁瑀的“霸气”，如果在办案时变成了护犊的“私气”，或者下属办案人员为迎合上官而放弃底线，一桩枉法裁判的冤案便会顺理成章地发生。万幸的是，马仁瑀在关键时刻，将个人的霸气化作了捍卫法度的骨气。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穿越历史的烟云，马仁瑀挥泪斩私情的举动，在今天依然有着耐人寻味的借鉴价值。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面对公与私、情与法的较量，唯有摒弃私心杂念，敢于突破情感的羁绊，才能端平手中的这碗水，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这，或许正是这则古代吏治故事留给后人的长久启迪。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委巡察组正处级巡察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