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梦峰
四月，我所在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多了一面新锦旗。
锦旗常见，但这面锦旗太特别。红绒金线，国通语和维吾尔语并排写着同一句话——“秉公调解挽损失，情暖边疆解民忧”。
它来自新疆喀什，来时被一张旧报纸仔细地包裹着，那份真挚从昆仑山下出发，越过戈壁与雪线，一路来到我的案头。
寄锦旗的人叫阿玉，喀什维吾尔族人。为一笔复合肥料货款，他追了整整二十年。
一笔尘封二十年的账
2005年，阿玉在新疆经营着一家小型农资公司。戈壁上风大，他站在店门口，把一张张订单写给远近的农户。春耕在即，农户们等着复合肥料下地，他千里迢迢从喀什跑到北京，和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签下了采购合同。货款，他一分不少，足额汇出。
可货没等来。一次次打电话，对方既不发货，也不退钱。阿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被耽误了。可耽误何止一季春耕，还有之后漫长的二十年。
2006年5月，他起诉并胜诉，法院判令被告公司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共计4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因被告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于同年12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08年1月，被告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几年之后，阿玉自己的小公司也没能扛过岁月，注销了。戈壁的风一年一年地刮，账还压在心头。这些年里，邻居劝他放下，家人劝他放下，他不吭声。不是为那点钱咽不下气，是咽不下一个说法——签了合同、付了钱，货却没到，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转机发生在2023年。阿玉偶然得知，如果公司吊销后，股东一直没有依法清算的，还有机会让股东承担责任。他再次鼓起勇气，抱着已经泛黄的合同和判决书，重新走进了法院，并于2024年9月以个人名义起诉两名股东，要求他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以“债权终本在先，股东怠于清算与损失无因果关系”为由，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二十年的执念，不能在这里再断一次。他把一份上诉状，从昆仑山下转递到了北京二中院的立案窗口。
“不能一判了之”
案件分到了我所在的合议庭。
卷宗厚厚一摞，三道难关叠在一起：被告难寻、事实难查、双方对立。
推演中，一个疑点浮现出来：阿玉的公司注销前登记有一名叫老张的股东，但经公安系统查询并无此人。这个二十年前的登记瑕疵，直接关系到阿玉作为已注销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权单独以自己的名义主张遗留债权这一核心主体资格问题。如果确有其他股东，即使阿玉的诉求在实体上可以找到法律支撑，但在程序上却存在严重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造成新的诉累。
我没急着翻法条。曾经的援疆经历告诉我，要读懂一个地方的案子，先要读懂这片土地上的人。打开地图——喀什、和田、乌鲁木齐，我一处处勾画着。二十年前新疆公司设立登记的政策背景，在我心里清晰明了。
“隔着四千公里看卷宗，不如站在这片土地上看得真。”合上卷宗，我和法官助理冯兆研说，“这一趟，得去。”
跨越昆仑八千里
从北京飞赴新疆。
落地那天，长风掠过戈壁，黄沙漫过脚面。远处山脉的雪顶，在阳光里亮得发白。我们两人从城里一直走到山脚下的街巷乡野——查当年的工商档案，走访曾经的合作客户。泛黄的旧档案一份份翻开，尘埃在光线里飞舞。能见的人都见了，能调的陈年卷宗都调了出来。一件一件比对，一条一条印证——当年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清算责任的法定要件，终于一一对齐，最终证实所谓的股东老张，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阿玉确实是公司唯一实际出资人。
回到北京，事实有了底，更难的一关却还在后头：当年拒不应诉的两名被告，这一次能不能到庭？
二审阶段，一审中公告缺席的两名被告，依然是陈年工商档案中的两行身份证号码，缺少确定的联系方式。合议庭就一点一点地找——一通通拨过去，一条条讲法理利害。那段日子，办案本上记满了可能的联系方式和走访线索。最终，两名被告被依法传唤到庭。
如我在诉，诉止于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又找上我了？”“我不是公司股东，我就替人挂个名”两名被告到庭之初仍有抵触，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抗辩。我把案卷在桌上一页页摊开，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讲到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法定要件，再讲到拒不履行会触发的信用惩戒。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负有法定清算义务。”我向他们细细解释，“你们作为股东，在公司被吊销后长达十余年间未依法组织清算，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这种情况下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看似无懈可击的“公司吊销、因果关系”外壳，慢慢被释法明理一层层穿透。被告的抵触，一点一点松动了下来。
我了解到，曾经的两名股东现在也面临生意失败，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一次性支付近50万元确有现实困难。法理之外，还有情理。合议庭在坚持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兼顾双方实际情况，提出分期履行的调解建议，同时明确逾期不付的强制执行后果，既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也为被告预留合理履行空间。
对远在昆仑山下的阿玉，书记员苏洁是那根最温和的“电话线”。她一遍又一遍地联系对方，把庭审进展、调解方案、两名被告的难处，一点一点转述给这个维吾尔族汉子听。对方的国通语水平有限，每次沟通都需要代理人协助转述。苏洁讲得慢，不遗漏每一处细节；也听得久，怕对方心里的话一时没说完。
电话那头，从最初的沉默，到后来一句又一句“谢谢法官”——这个大半辈子都为这笔账堵着心的边疆汉子，终于慢慢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最关键的那一轮调解，从晨光熹微谈到日影西斜。我释法说理，冯兆研梳理证据，苏洁沟通联络、安抚情绪。诉前讲法、庭中析理、判后释疑——北京二中院始终践行的“三全释法说理机制”，就落在那张调解桌上的一来一往、一字一句之中。
法结，也是心结
调解协议最终达成一致，并被人民法院确认具备强制执行力。
调解书上的收款方地名，我和同事们记了很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兵团支行尤木拉克夏尔路分理处”。
这起案子要解的，从来不止一个结。
法结之下，压着一个边疆汉子大半辈子的心结；心结背后，系着八千里外群众对首都司法的信任与期待。
“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首都法官用脚步丈量责任，用真心化解矛盾，便是想让公平正义跨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如春雨般润泽边疆大地。
法结易解，心结难消。但当我们的脚步跨越八千里山水，当双语锦旗上的金线熠熠生辉，法结与心结，都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誓言中，化作了民族团结的同心结。
（作者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