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看到自己和约翰一样傲慢的脸孔。那一张张面孔，正隔着银幕同他一起俯视、审查，进而在既定规则的框架下，锁定“嫌疑对象”、剔除“危险因素”
　　□ 李佳

　　在今年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由英国导演保罗·安德鲁·威廉姆斯编剧并执导的惊悚电影《危情蜻蜓》，一举斩获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和最佳女主角三项大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赢家”。
　　这部电影让观众获得一种独特的体验：所见不只是电影，更是自己。影片以白描式的镜头直抵观众内心，却暗藏漩涡；又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引人不自觉成为局中之人，在尘埃落定、恍然大悟时，亦窥见心底隐秘的角落。
　　在人们日渐习惯快节奏、强叙事的当下，《危情蜻蜓》与所有观众玩了一场“心理游戏”。它以缓慢的叙事、恰到好处的转折，给观众的观影预期以漂亮的回应，并通过简单的故事，探讨了深刻的人性与社会问题。
怀疑的种子
　　故事发生在两名女性之间——
　　埃尔西87岁，常年独居，儿子约翰在北方生活，请护工每周三次上门照看母亲；科琳35岁，也是独居，靠领政府救济金度日，养了一条名叫赛伯的狗。一天，因为看不惯护工的漫不经心，科琳主动担起照顾埃尔西的责任。俩人的感情开始升温，日渐彼此信任、互诉衷肠，直到儿子的突然来访，打破了宁静……
　　影片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呈现两个主人公温情、平淡的生活场景，仿佛“天真”地将其敞开：吃饭、洗澡、喝茶、种花、如厕、睡觉……细密的触角深入到日常的肌理，以至于让人不禁恍惚：难道这不过是一部关于女性互助的剧情片？困惑之余，心里涌动着隐隐的不安。
　　这“不安”，是影片还未开始便已播下的“种子”——“惊悚片”，这字眼在影片的简介、宣传中反复出现，虽然与电影本身无关，却是其叙事策略之一。观众正是带着对“惊悚片”的预期开始观影的，自然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一定有事发生”，进而像侦探般处处探究、步步惊心。殊不知，影片早已恰到好处地布设了疑阵。
　　于是，观众看到了一个处处可疑之人：科琳，来路不明、无收入、无亲友。演员安德丽娅·赖斯伯勒的出色演绎，又给这个人物增添了几许神秘和危险感。那一双过大的眼睛，嵌在瘦削的脸颊上，写满了未知的空洞，时而闪过一丝暴力和癫狂。情绪也有些不稳定，科琳有时会突然暴怒，满口脏话地大声咒骂。
　　在观影的过程中，围绕科琳的“恶意”从未真正消减。她去超市，主动给埃尔西带东西，观众顿生怀疑；她赶走护工，无偿照顾埃尔西，观众觉得必有所图……
　　最令人叫绝的，是那个“深渊”般的抽屉。它在埃尔西的卧室中，不过是寻常的角落，却被镜头多次有意捕捉。科琳帮助埃尔西购物，需要信用卡，埃尔西让其自取，于是她拉开抽屉，却并未直接取卡，而是盯着里面发呆。后来，埃尔西拉开抽屉时，也明显呆愣了片刻。此后，科琳又有几次背着埃尔西拉开抽屉。
　　没人知道，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镜头从来都点到为止、未曾深入，也没有任何线索表明里面的东西与主人公的行为有关。但就是这个抽屉，却牵出了最大的怀疑：科琳定然拿了什么，埃尔西定然丢了东西。或许，科琳用来典当的表就是埃尔西的！
　　然而，这是真的吗？并无实证。只是，怀疑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遮天蔽日。就这样，这个无人窥见的抽屉，成了窥见所有人灵魂的镜子。
规则的有限性
　　从这面镜子里，观众看到自己和约翰一样傲慢的脸孔。那一张张面孔，正隔着银幕同他一起俯视、审查，进而在既定规则的框架下，锁定“嫌疑对象”、剔除“危险因素”。
　　影片用不动声色的讲述和猝不及防的转折，透视法律制度和社会规则的边界，进而对二者的有限性加以思考，对潜在的简化理性主义倾向敲响警钟。人性的秘境与社会的发展无从预知，日常生活中潜藏变数。与其相对，理性是有限的，规则无法涵盖所有。影片中，护工对埃尔西的照顾明显不尽心，但在服务时长和动作上却并不违反约定；约翰对母亲的忽视，是埃尔西晚年不幸福的重要原因，但此举也无可指摘。
　　在情感领域，规则常常束手无策。而面对生活中的多样需求，法亦不能包罗万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不知所起”，行为背后的动机与逻辑也很难作出简单解释。或许，科琳帮助埃尔西，只是屋檐下的偶发一念，不能轻易界定为善或恶，但这些行为对于埃尔西的情感缺失，却是一种巨大弥补。她对埃尔西生活的介入由此而起，二人“命运齿轮”的转动亦由此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的介入补充了规则的不足。然而，这个故事最终通向了悲剧。故不可否认的是，悲剧的因素也同样在此时埋下。
　　在确定的规则背后，还有“工具理性”的思维，即以效率为导向，追求效果最大化。法律和社会制度所保护的，往往是普遍的、共性的利益，而面对千差万别之个体，其灵活性势必不足。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人的“唯规则化”倾向却愈演愈烈。影片中，约翰正是这群人的典型代表。他凡事喜欢诉诸法律，倾向于通过职业类化一个人、通过外表和财产判定一个人。
　　片中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细节，如：科琳夸奖约翰的车，后者对此感到非常得意；约翰面临失业的危机，却很介意母亲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对于科琳，约翰评价不高，甚至心存敌意，无非是因为科琳靠领救济金过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约翰也擅长于将规则作为工具，利用规则的“无差别”评价体系发动攻击。因其行为始终在规则的框架内，貌似持有正当的“入场券”，而确定的东西又总能获取最大认同，故银幕前的观众也不由自主地成其“共谋”。
没来由的“善”与“恶”
　　当那个天崩地裂的清晨猝然而至，剧情急转直下，向着失控的方向狂飙突进。当一切已无法挽回时，观众才赫然惊觉：原来被伤害最多的人，始终背负着最大的恶意，而最具伤害力的行为，却以“规则”为名、堂而皇之地进行。
　　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何“没来由的善”总是令人不安？而“没来由的恶”又究竟因何发生？人与人之间，从何时起竟已如此疏离？我们不禁恐慌地看到：影片中那个让人信任依赖，甚至引以为傲的社会规则体系，所能提供的保护只是底线性的，其不仅对于人性深层的恶念束手无策，甚至可能成为攻击人的工具。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生活的复杂性溢出了理性的边界，这个悲剧的背后，直指所有人的局限性。
　　当影片结束，或许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但观众却看到了自己：带着对科琳的戒备与恐惧看完了整部电影，最后全化为心痛、喟叹，以及许多难以言说的滋味。
　　其实，最深刻的惊悚，正是让“围观者”也成为“共谋者”的过程，也是让所有人灵魂的暗面显影的过程。从这一点上看，《危情蜻蜓》是成功的。显然，影片的创作者对于这种“成功”充满了悲悯，故而于开篇便写出了这句话：“时间属于蜻蜓与天使——前者活得太短，后者活得太久。”这可能并非点题，却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无论是短暂的相逢，还是永恒的生命，谁也难逃残酷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