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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 李雪梅 文/图
　　
　　7月4日，呈现“东方嘉石与法治文明互鉴”理念的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拉开序幕。这一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谈”可谓恰逢其时、其地。其时，是指元大都城垣建成750年；其地，是指展览场地坐落于元大都遗址沿线的小月河畔。借助古代碑石，观者可真切体会到时空的交错与文明的延续，了解从宏观国家治理到微观财产保全的法律运作。
“大一统”情怀
　　辽、金、元是分别由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从契丹立国（916年）到元朝覆灭（1368年），前后接续五个世纪，是传统法律制度由唐宋向明清转折的重要时段。辽道宗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金朝统治者标榜“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元朝亦以“中国”正统自居，这一认同进程接续推动“中国”从地理实体升华为文明共同体，并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法治根基。
　　据此，展览特别突出的一个主题是“走向一统”。“一统”的含义可与“大一统”等同，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以统一九州为标准的封建王朝，其概念源自《公羊传》“大一统”思想及《汉书》“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治国理念。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大一统”观念在元朝的政治活动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元朝君臣表露出疆域一统的自豪感，称赞“舆地之大，古所未有”“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代纂修的《大元一统志》，开《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之先河。
　　能展现“大一统之治”理念的，既可落实于崇奉孔子与保护儒学、义庄的碑刻拓本上，也可借助展览中心的“镜面”设置，让展示空间在虚实结合的情况下形成圆形，展现“大一统”的情怀。地面的蓝色纹样取自元青花上的装饰，也体现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
东方嘉石传奇
　　“嘉石”有多重含义。在中国古典法治时代，“嘉石之制”是一种针对轻罪的治理方式。《周礼》中有“以嘉石平罢民”“桎梏而坐诸嘉石”“士加明刑，耻诸嘉石”等记载，受罚者或戴狱具坐嘉石之上；或去其冠饰、书其邪恶之状，使坐嘉石以羞辱之。此类以羞耻感化为目标的“嘉善”措施，不仅督促受罚者思过改悔，同时对观者也起儆示之效。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也是西周礼制的推崇者。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主张以礼乐教化防患于未然，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有知耻之心，方能自修而归正。孔子所言的“有耻且格”，与“嘉石之制”异曲同工。
　　嘉石也有美石之义，且多用于刻文纪事。中国古代法制“镂之金石”的传统从铭刻青铜拉开序幕，而以铭刻碑石发扬光大。秦汉之际，嘉石取代吉金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汉《孔宙碑》中有“采嘉石，勒铭示后”之言。以吉金、嘉石为雅称的青铜器与碑石，不仅是文字传承、礼制教化的实物见证，更是中华法系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碑石是立体的，古代社会的法律需求也是多元的。2000多年来，积聚于碑石上的法制内容厚重斑斓，既有属于“国之大政也，史之大支”国家法律纪事，更有大量失之载籍的琐事细故。数以万计的碑刻法律文献及其承载的丰富法治理想与实践，已成为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虽然许多文明古国的重要石刻出现的年代早于中国，著名的如古埃及最早的编年纪——《巴勒莫石碑》，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君主汉穆拉比在位时（前1792—前1750年）刻制的《汉穆拉比法典碑》，颂扬古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统一帝国功绩的《贝希斯敦纪功刻石》，古印度阿育王在位期间（前273—前232年）下令各地刻立的摩崖诏谕、石柱诏谕等，但东方嘉石却以持续久、分布广、数量大、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等特点，也因彰显多民族国家统一格局，而成为世界铭刻文化发展史中的传奇。
精细化治理之道
　　元代各地圣旨碑的形似，与公文碑、讼案碑所展现的差异化治理形成互补。每件碑拓展品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动的，展现了大一统宏观之治下的精细化治理之道。辽代《帖判碑》所载寺产争讼由燕京留守司而上至道宗皇帝亲自裁决；金代《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记录了赵城和洪洞县民围绕霍泉水利纷争的迁延、反复；山东灵岩寺的产业保全，从《地土山界公据碑》的文字定界，到《灵岩寺界址图碑》文图并用立证，都经过官府授权；金代《奉先县榜示碑》展示因万宁县改称奉先县的行政变化，促使六聘山天开寺寺僧重新申请榜文以保护自身权益；金代《沁州给利应侯庙公据并记》刻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推行创建无名额寺观“新制”的程序，以及礼部和刑部的配合关系……
　　每一通碑石刻立的背后，都有制度因素的左右和法制理念的支撑。从中可以细致探寻：寺观的免税“特权”如何争取；财产“公证”保全制度如何实现；碑石的回鹘式蒙古文字、八思巴文、波斯文，以及印章、签押，具有何种法律意义。展览开幕以来吸引辽金元史专家学者会聚一堂，也客观说明了展品的珍贵学术价值。
　　此次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上的58件碑拓，以山西、北京为大宗，次为山东、河南、河北，再次为陕西、江苏、甘肃。这些“东方嘉石”记录了古代法律规章、讼案判决及权益保护等内容，见证了辽金元时期在法律制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展品真实记录了从国家治理到民间财产保全的法律运作实况。
　　辽金元法治实践表明，以科举、儒学所确立的正统礼法与华夏秩序，是中华法系及法治统一性发展的重要根基；法治文明的生命力源于民本价值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金元对共有产业确权制度的实践，不仅记录了法律条文的演变，更生动展现了多民族在碰撞中相互学习、在融合中创新发展的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法律文化演进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图①② 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办的辽金元法律碑刻拓片展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