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顺凯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维护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必须关注和回应的重要课题。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廉洁文化的引领带动，这在我国古代商业活动与历史互动中，也能找到诸多值得借鉴的脉络与智慧。
“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的在于遏制商业活动过度发展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分流与争夺，筑牢封建社会以农为本的治理根基。但“重农”和“抑商”是具有极强相对性的概念，数千年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未因封建统治者对农业活动的重视而停滞不前，反而与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物资流转和统治者的廉洁观念紧密相关。《商君书·垦令》记载，尽管采取诸如要求商人不得卖出粮食且农民不得买入粮食、加重商品税收和商人徭役负担等一系列措施弱化商业活动吸引力并引导商人回归农业生产，但仍然将提供铠甲和兵器等军需物资的责任赋予商人，这体现出在严苛的管控之下，统治者对商业渠道和商人群体在重要物资方面的功能性利用。《吕氏春秋·仲秋纪》记载，通过减轻关市的税收等手段招徕各地商旅，广泛收纳财物使得百姓生产便利、生活富足，从而折射出这一时期统治者通过让利于商、活跃流通来实现富国裕民的政策导向，其中蕴含着朴素的反贪腐和轻徭薄赋的治理观念。《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以来著名的商人活动以及有关政商关系的一些经典事件，其中应属“封倮誉清”颇具代表意义。这一事例主要记载秦始皇允许以出卖牲畜和采购丝绸为业的商人乌氏倮享受诸侯待遇、对世代经营朱砂矿的寡妇清行待客之道并为其修建“怀清台”的故事。尽管秦始皇厚待富商的行为在历史上仍有诸多讨论，但至少可以证实“重农抑商”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大的灵活性，统治者会根据现实需要对特定商人群体给予特殊礼遇，以利用其财力或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正如《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货物流通等市场活动应由民间自行处理，若由官府经办则难以惠及百姓，从而体现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在维护官方控制的同时，对民间商贸活动采取一定包容和保护的政策。
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商业活动功利性的关注和依赖，在缺乏严密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催生出诸多官员违规参与商业活动、扰乱市场秩序和谋取私人利益的现象。《史记·循吏列传》载，领取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再参与工商业经营，与百姓争利。这一观点为后世所认可，并在商业繁荣的唐代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成为维护稳定交易秩序和公正市场环境的重要依据。在廉洁吏治方面，封建社会统治者更是充分重视清廉文化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意义，最终实现维护君臣纲纪和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目的。
当今中国市场正在吸引全球资源加速集聚，其强大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持续扩容的消费需求和系统优化的产业结构，也应当来源于规范的监督体系和内嵌于市场机制的廉洁文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摆在首要位置：既要“亲而有度”，摒弃官本位思想，创新服务市场主体的机制举措，始终守住清晰的政商边界；又要“清而有为”，切实解决市场主体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让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以公平清廉的市场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公生明，廉生威。长期以来，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的廉洁文化建设涉及多机构、多领域、多环节和多业态，是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廉洁文化与履职实践的结合涌现出很多有益举措：有的地方通过修订廉洁自律规范与强化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不敢腐”工作；有的地方通过数字化工具融入履职监督与巡察、暗访与回访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不能腐”工作；有的地方通过廉洁文化教育与干部职工业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离不开浸润人心的廉洁文化，清风廉洁的文化底蕴更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