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瀛波
相比三十多年前，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是法治素养还是权利意识，都已经有了显著提升。这一点，仅从律师这个职业群体从业人数上的变化，就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今天全国律师人数已达83万。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时，这个职业群体大概有多少人呢？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找到确切的数据，但应该至多也不过三五万。我想，正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才孕育和催生了法律服务这个市场；反过来，这个庞大的律师群体，也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
笔者要回忆的这段花家地往事，就发生在1990年，报社正式迁址到花家地甲一号。
花家地，这个充满春天气息的名字，从此开始滋养一批批、一代代的法报人。与此同时，这里也成为这家报社的福地，据说搬到新家后不久，发行量即突破120万份。从此，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挥洒青春、开枝散叶，开启了一段激情澎湃的“创业之旅”，逐渐成长为首都新闻界一支朝气蓬勃的重要力量，也将书写和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使命，始终牢牢记在心里、扛在肩上。
今天年轻的编辑记者，在采访撰稿时，往往只需打开电脑，拿起手机，边微信通话，边轻敲键盘，与受访对象并不用见面。但在那个年代，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通讯设备尚未登上历史舞台前，一篇文章从选题策划到印刷成字，往往需要编辑记者千辛万苦，费尽周折，当然这样的文章自然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沉淀。
我的前辈及好友张红兵老师在其回忆文集《若有所思》中，就讲述了这样一段颇有年代感的往事。
那时是1993年，他刚从国家语委调到报社，正好赶上《法制与新闻》创刊，就担任了这本刊物的编辑。那个年代，真正的法治类刊物并不多，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本杂志——一本是中国法学会主办的《民主与法制》，另一本是法律出版社主办的《法律与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报社当然对《法制与新闻》寄予厚望，希望将其打造成一本有文化有品位的专业刊物。
既然要追求文化品位，那首先自然就要向有文化品位的名人名家约稿。张老师在书中回忆，在那个还没有电脑的年代，稿件都只能是手写的。这种条件下，外地稿件就基本只能靠传真或邮寄来接收，而本地稿件则需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作者家中取。
那段日子，通过“四元桥夜话”等一批经典栏目，张老师约请了不少文化名家撰稿。流程基本是先电话约定，或先商定去拜访面谈，然后明确写稿意向，作者成稿后，他再跑一趟去取稿。著名作家刘心武，便是其中之一。
说来容易做来难。90年代时，刘心武已经是中国文坛赫赫有名的著名作家和红学研究家了，但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他会同意为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法治类刊物撰稿吗？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这世界有时就是那么小，张老师从一位朋友处得知，刘心武的表妹曹涧就在报社工作。当时，这位更早期的前辈，已经退休，不过就住在报社宿舍楼里。当张老师求上门时，老人家问明情况后二话没说，扭身就把刘心武家里的电话给抄在了一张纸上。
张老师试着打电话过去，先自报家门，简要介绍了一下杂志的风格和特色，说明约稿的想法。没想到刘心武听后，略一沉吟，便痛快答道：“好，三天后来取稿。”此时，张老师悬着的心才放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到了约定的日子，在没有今天智能导航系统的辅助下，张老师一路乘公交换地铁，逢人便打听，终于找到刘心武的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名声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还都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刘心武家就住在西直门二环路边上。
进得屋内，刘心武在招呼其坐下后，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取出几张手写的稿纸，纸上的字迹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甚至没有改动和划掉的痕迹，看来是心有所感，一气呵成写就的。
寒暄间，刘心武说，自己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对国内外的法律环境都有些了解，结合国内的普法，确实有些感想。普通人对法律不了解，这很正常，但要有遇事找律师的观念，“不能做律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刚刚起步不久，许多人因为不懂法，就被称为“法盲”，甚至一些社会地位不低的人，包括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常自我调侃说自己是“法盲”，说时当然都有惭愧之意。那时的电视节目中，时常有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为了某些社会话题，在街上随机采访路人，问是否知道某一部法律。很多时候记者所问的，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法律法规，结果可想而知，受访者大都回答“不知道”，于是记者便会感慨：怎么这么多“法盲”啊！
刘心武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提速，法律法规势必会越来越多。普通人对法律不甚了解，理解不精透很正常。但必须有法律意识，知道凡事求诸法律，遇到纠纷要依法维权。不能平时不管不顾，病急乱投医。普通老百姓不仅要提升法律意识，也要提升“找律师”“靠律师”“用律师”的常识，总是没错的。
一转眼，张老师笔下的这幅场景，刘心武的这段阐述，已经是距今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每读及此处，我这个一不留神也已年逾五旬的半老报人都会摘下花镜，内心里升腾起对当年那一代前辈们由衷的敬意，敬佩他们的远见卓识，敬佩他们的真诚率性。
弹指一挥间。这些年，许多报社曾经的老同事，有不少都选择更换了职业赛道，其中多数都与法律相关，有转型为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务的，更多的则是转型为律师。尽管职业各异，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继续怀揣法治信仰、报人情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人，播撒法治的种子，为推动祖国的法治建设挥洒自己的热血青春。
“不能做律盲”，我想，刘心武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三十年后的下一代人，都将适用，永不过时。因为时代在变，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也都必将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