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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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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西娅的法律陈词为何成立?

日期: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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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01版       上一篇    下一篇

  □ 刘星

  从法律角度看,《威尼斯商人》里的著名桥段,无疑是第四幕第一场的“割肉不能流血,不能多割或少割分毫”。其中,鲍西娅扮成法律博士,面对夏洛克的步步紧逼,针锋相对,说道:“契约写得明白。法律准许你割肉;但你只能割下一磅肉,不能流血,也不能多点或少点。”
  看过这出戏剧的人都知道剧情: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签约,后者向前者借钱;如到期未能偿还,后者有权在前者胸前割下一磅肉。安东尼奥的确违约,因此,在威尼斯法庭上,夏洛克要求依约割肉。很多人为安东尼奥求情;主持法庭的公爵,包括鲍西娅,也都提到夏洛克可否仁慈一些,在法律上做些让步——但夏洛克执意割肉。关键时刻,鲍西娅拿出了上面陈词。夏洛克惊呆,觉得自己坠入深渊。
  在社会评论以及法学史上,这一桥段是桩公案:盛赞鲍西娅者有之,痛斥者亦有之。痛斥者认为,那是诡辩,不是智辩。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提到,一位观众看到夏洛克哑口无言时,大哭,说这是诡辩,甚至是陷害。耶林自己也指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人提出“不能流血,不能多点或少点”。
  显然,没有人会怀疑:在活体上割肉时,流血和多点少点是必然的。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看第四幕第一场时,很多人被鲍西娅的陈词所折服?不要忘记,从文学叙事角度看,第四幕第一场的法律桥段,是《威尼斯商人》喜剧成功的关键:如果夏洛克动刀了,安东尼奥死去,鲍西娅和巴萨尼奥的皆大欢喜结局,势必成为尴尬的笑话;反过来,认为《威尼斯商人》是喜剧,而且是不错的喜剧,那就不得不承认,鲍西娅的陈词的确令不少人可以信服。
  要害在哪?注意莎士比亚的法律情节的安排。
  一、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签约后,很快就拿去做了公证。这表明两人视契约为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准备认真履约。
  二、安东尼奥的商船倾覆,他知道自己无法履约,心生哀叹。这表明安东尼奥知道契约的约束力。
  三、夏洛克逢人便说准备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显现复仇决心——因为曾被安东尼奥多次羞辱。这表明夏洛克对契约的效力深信不疑。
  四、巴萨尼奥愿意替安东尼奥数倍还债。这表明,作为安东尼奥的挚友,也觉得悲剧不可避免,因为契约效力无法撼动。
  五、法庭上,公爵提到,夏洛克能否展现大度,允许以其他方式来解决违约问题;但夏洛克绝不退让。这表明,公爵明白契约无法推翻。
  六、法庭上,鲍西娅说,夏洛克能否仁慈一次,不按契约执行。这表明,鲍西娅同样认可契约的效力。
  七、当夏洛克一再要求动手,痛斥如果不能履约,就让威尼斯法律去见鬼时,鲍西娅大声说,威尼斯是讲法治的,任何人不得违反法律、推翻契约。这表明,鲍西娅强调了契约和法律的严肃。
  八、鲍西娅问夏洛克,为什么不找外科医生做好准备,在割肉流血时救治防止死亡;夏洛克回复说,契约上没有找外科医生的规定。此外,夏洛克自己嘀咕,应在心脏位置还是心脏附近动手,随即想起契约上写了“心脏附近”。这表明,夏洛克“严格执行契约”的所有想法,最终是以“契约字面规定”为基础。
  现在注意:情节由前至后铺垫至此,很多观众会自然而然觉得,严格执行契约已无悬念;预期重点,转向了能否灵活执行,超越契约文字。仁慈劝说、提出别人可替代偿债、包括提到找外科医生做好准备,都在契约约定之外。这里思路的逻辑预设,逐步定格在“契约文字是关键”。
  更要注意:如果认为契约文字是关键,必须拘泥于文字,那么,在契约文字上做文章,就是顺理成章的。契约有违约割肉的文字,没有可仁慈、可他人代偿债务、找外科医生的文字,而夏洛克据此拒绝——这在其逻辑中,无懈可击;但同样,契约也没有可流血、可多点少点的文字,包括死亡风险,所以,夏洛克同样必须拒绝。因此,当鲍西娅提到上述陈词,夏洛克惊呆,理屈词穷,合乎剧情逻辑。也因此,当鲍西娅继续说,“你要公道,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想要的还要地道”,很多人便会觉得,不但不显勉强,反而是格外有力的。
  认为“割肉不能流血”是诡辩的人,包括法学家耶林,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他们没有意识到:语境铺垫会影响思考预期,进而影响法律问题的辨识。前面对《威尼斯商人》情节安排和核心桥段的分析,清晰表明,一个人们平时很可能认为荒谬的观点——如“活体割肉,不能流血,不能多点或少点”——可以通过语境铺垫、思考预期的改变,表现出法律上言之有理,甚至不可辩驳。
  关于这点,笔者补充两份史料。
  一、1571年至1579年,威廉·莎士比亚曾在斯特拉特福文法学校学习,接触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熟悉法律,使其能够将相关法律情节安排得层层递进,而不致松散。
  二、在威尼斯商人出现之前,民间已有“智断肉卷”的传说。这一传说,同样是讲“活体割肉,不能流血,不能多点或少点”,但因语境铺垫不足,逻辑预期未被充分建构,流传始终不广,直到戏剧通过精巧的叙事策略,将契约文字的权威一步步推至中心位置,这一判断才显得顺势而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割肉不能流血”之所以成立,并不在于它符合现实经验,而在于此前的语境,已经把“拘泥文字”确立为唯一的思考路径。当文字被反复强调为不可动摇的依据,那么文字所未写明的内容,便同样构成限制。
  《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的力量,正在这里——它让人意识到,法律判断并非只取决于条文内容,也取决于条文如何被放置、被理解、被期待。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