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勤华 顾非易
中国古代人本主义观念深刻影响政治、法律等领域，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受农耕经济与家国一体宗法制度影响，形成“明刑弼教”“敬天保民”等民本法律思想。隋唐时期，以儒家“礼法结合”为主导、融合多学派的法律体系居世界领先。张晋藩先生指出，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其精髓，汉之文景、唐之贞观等治世均体现统治者重民心、利民生的追求。民本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德主刑辅，明刑弼教
周初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周公吸取殷商重刑亡国教训，主张以德教化民众、重视民生，此思想历代传承，影响封建法制原则与规范。
其一，西周实行三宥、三赦制度。“三宥”针对“不识”（对犯罪认知不全）、“过失”（危害结果意外）、“遗忘”（非故意）犯罪予以宽宥；“三赦”针对“幼弱”（未满八岁）、“老旄”（八十岁以上）、“蠢愚”（智力不全）犯罪予以赦免，理由是这类群体无暴逆之心，赦免无大碍，且适用于老幼盗罪。此制度含人本教化之意，为后世承袭，如汉诏书中多见“三赦”。
其二，西周推行“三刺”司法制度。司刺掌此制度辅助司寇审案，先讯群臣，再讯群吏，最后讯万民，唯有万民皆以为当杀才行刑。民意在审判中权重超群臣群吏，凸显对民意的重视与用刑的慎重，防止司法妄断以保公平。
援法断罪，重惜民命
援法断罪是封建法制脱离神权法的进步，源于重民思想，经法家论证形成体系，要求“使民知法”以护民权益、立公弃私。秦后立法者持续探索，《唐律疏议》明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标志罪刑法定确立，既树法律权威，又防司法擅断，体现重惜民命的精神。
在民本思想指导下，刑罚与审判制度多有改革。刑罚上，汉初总结秦亡教训，提出“约法省刑”“惟刑之恤”；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废肉刑，开启奴隶制肉刑向封建五刑过渡，581年，隋文帝颁《开皇律》，正式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隋文帝改革有轻改重情况，但整体顺应潮流，为五刑奠基，北魏废死刑连坐、唐太宗修改“兄弟连坐俱死”也属民本思想的体现。
审判复查制度亦重惜民命：一是死刑复奏，汉萌芽，北魏收归中央核准，隋定“三复奏”，唐太宗时规定地方“三复奏”与京师“五复奏”，《唐律》规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二是录囚制度，汉始，唐制定“五日一虑”“每岁一巡”制度，宋关注久系未决案，明发展“朝审”“热审”等，清形成九卿会审与秋审，抑制冤狱积压；三是乞鞫申诉，秦始，汉规定徒二年以上者及家属三月内可上诉，至唐代，徒刑以上审判后必须当场宣告罪名，违者处刑，清设州县、府、道、司、院审级，越诉者笞；四是登闻鼓直诉，唐分置肺石与登闻鼓，武则天令御史受状，《唐律》为防诉讼不实规定“不实杖八十”，补越级起诉漏洞；五是翻异别勘，五代始，宋完善，初行三推制，南宋孝宗改为五推制，规范推勘官设置与流程，防错判枉断。
矜恤老幼，宽宥残疾
对老幼废疾等群体的矜恤，是民本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义。
刑罚方面，《周礼》有“三赦”，《礼记》载“悼（七岁以下）与耄（八十岁以上）虽有罪，不加刑”；秦以身高定刑事责任，幼弱减罚；汉惠帝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光武帝令“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女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唐律》细化“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且不许拷讯，只能“据众证定罪”，明清承唐略改。
赎刑为刑罚替代方式，非独立刑种。早在《虞书》《吕刑》已出现有关记载；秦扩大适用，种类有赎耐、赎死等，方式分为金、赀、役赎；唐规范适用情形，主要有议请减者、过失杀伤、符合条件老幼病残、罪疑者，排除情形有五流、十恶等；宋创折杖法；明以“纳赎诸例图”详列了赎刑的具体情况；清光绪废赎刑。赎刑制度虽有维护统治阶级、导致不公的局限，但体现恢复性司法与恤刑精神。
生活与役税上，春秋战国有“保息六政”“九惠之教”；唐设悲田养病坊，免费供老幼废疾医疗、衣食，《唐令拾遗》记载不能自存者由近亲或乡里收养；宋设安济坊、居养院等。役税减免始于夏商，八十免一子役，九十免全家，废疾同；周时小司徒、乡师等官吏辨老幼废疾以定施舍；唐免老幼废疾役税与徒役；明清重救助，减免内容减少。
存留养亲，免死承祀
存留养亲制于北魏孝文帝时确立，《北魏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此制体现宗法伦理与民本思想，为后世承袭。《唐律》进一步完善。
明朝“治乱世用重典”，严格限制该制度，仅“非常赦所不原”之罪，且亲老无成丁者才奏闻上裁，徒流者杖百赎余罪，适用极少。
清承明制又加条例，放宽条件：除谋反、谋逆、谋叛外，其余死罪可适用；留养理由增“孀妇独子”“存留承祀”，为该制度运行最有效率的朝代。《大清律例》定其为秋审免死条件，规定犯死罪者亲老（七十岁以上）疾、家无成丁（十六岁以上）奏闻，徒流者杖百赎余罪，还补充兄弟俱拟正法者留一人养亲、旗人同民人留养等。审核极严，皇帝掌批准权，需地方官具“亲老丁单”，伪造者重罚，故清代获准案例稀少。存留养亲制传统家国社会中保障了劳动力、体现了民本思想。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轻徭薄赋”多在农民战争后施行，统治者以“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汉、唐、明、清鼎盛期均如此。赋税关乎国计民生，“推恩”于民、保障恒产、薄税敛、不违农时是得民心的根本。
汉初天下既定，民贫，统治者约法省禁，除法定徭役外，极少额外征收，司马迁称“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其他朝代政策各有特色，北魏太和九年行均田制，隋颁均田法限地主兼并，唐放宽土地买卖，保障贵族利益也使百姓获授田；唐行租庸调制，每丁岁纳租粟二石、调绫绢二丈、役二十旬，轻负助小农经济恢复；唐德宗建中元年行两税法，以户税、地税为主，量出制入，按现居与贫富征税，分夏秋货币缴，扩纳税面、均负担，为赋税重大变革；明万历九年行一条鞭法，归并赋役为货币税，结束实物税，废人身徭役，改对人税为对物税；清行地丁合一，康熙五十一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并丁银入田赋，废两千多年人头税，促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垦；《唐律》设“占田过限”罪，汉徙豪强、唐禁官吏侵夺私田、清禁官吏在任所置田宅，抑制兼并，提高普通农民生产积极性。
中华法系的民本思想贯穿德刑关系、司法审判、老幼废疾等群体保护、家庭伦理与经济政策，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也为后世法治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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