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 燃
据《资治通鉴》等记载，大唐开元元年（713年）三月，玄宗皇帝即位未久，正欲励精图治。在万象更新之时，一份来自晋陵县尉杨相如的谏疏摆上了御案。这份《时政疏》中提出精辟论断：“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即法律贵在简当而能够禁止恶行，刑罚贵在轻缓而能够必定执行。唐玄宗览奏后，大加赞赏，认为其切中要害。
这一谏言，正是“贞观之治”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从而推动开元与贞观的法制精神联系起来。据《贞观政要》等记载，贞观年间，君臣围绕法制有许多深入探讨。一次，唐太宗对旧律规定“盗边粮一斗者死，私藏兵器者绞”提出质疑，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若盗粮一斗即处死，私藏兵器便绞刑，量刑过重，恐失民心。最后决定将“盗边粮一斗死”改为“杖一百”，“私藏兵器绞”改为“流三千里”。还有一次，大臣们拟将旧律中的绞刑，减为砍断右脚。太宗仍觉得严酷，说：肉刑已经废除很久了，想办法用别的刑罚来替代。后改为加役流，即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太宗曾反复告诫臣下：“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法贵简当，使人易知”。这些做法和思想进一步促使唐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更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和大臣出于对隋代“宪章遐弃”亡国教训的深刻反思，坚持无论是皇亲国戚、朝中重臣，还是普通百姓，只要触犯法律，都必须依法惩处。贞观初年，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广州都督党仁弘因贪污受贿被揭发。太宗十分器重他，一度犹豫是否惩处，但最终还是依法将其削职为民、流放钦州。唐律编纂完美体现了“简当”，而贞观司法生动诠释了“必行”。贞观年间持续释放违法必究的信号，让官吏们意识到无论是谁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使民众不抱有以身试法的侥幸心理，最终成就了囹圄常空、几致刑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
对于“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主张，后世多有赞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斯言也，不倚于老氏，抑不流于申、韩，洵知治道之言乎！”意思是说：这一论断既不偏向道家的无为而治，也不属于法家的严刑峻法，确实是深谙治国之道的真知灼见啊！简而能禁，与道家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不同，它剔除了法律中繁琐苛细的部分，抓住了惩治“大罪”这个关键，以达到“止奸慝”的积极治理目的。这是一种建设性的简而适当，既吸收了道家的清静简易，又超越了道家的放任虚无。轻而必行，是指刑罚宽平、适度，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罪与罚如影随形，使两者之间建立起必然的、确定的联系，也就是轻而不纵、严而不滥。这既汲取了法家的“信赏必罚”精神，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与法家的“以刑去刑”、严苛暴虐划清了界限，使法律在力度和温度之间找到了平衡。晚清法学大家、中国近代法律改革先驱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对这一主张，联系中国历代之兴衰，作了系统阐发。他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在于简洁易行，而非繁细严苛；刑罚的威慑力在于一视同仁、违者必罚，而非严酷程度。
“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堪称中华法制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良训箴言。然而，提出这一远见卓识的杨相如，当时仅是主管基层治安的县尉。或许这种贴近民间疾苦的实务视角和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实践历练，让他真切体察到繁法苛刑对民生的困扰，使他清醒认识到：是法律的简便易行而不是繁琐滋彰，更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是刑罚的确定性而不是严厉性，更能阻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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