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法律系与抗战前北京大学法律系一脉相承，崇尚民主科学，教授方针一以贯之，“乃是不使你仅仅造成一个判罪的阶级，乃着意在养成一个法律头脑，进一步形成研究法理的学者”，同时注重涵育学生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追求和爱国热情。“自北大有法科毕业生以来，入行政界的人最多。近年以来，从事司法实践工作者亦日渐增多。在各大学从事法律教育者，亦遍布南北。”
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与法律系发生密切关系的诸先生们值得我们永远纪念。虽说法律专业与政治的联系十分紧密，实际上如前所说，北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和教员们很多也和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但是北大法律系的师生胸怀满腔的爱国热忱，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对民主的追求。
1945年10月1日，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西南联大十位教授就曾公开致电毛泽东和蒋介石，反对独裁，要求停止内战，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十位教授几乎都来自联大法商学院，以张奚若为首，周炳琳、钱端升、陈序经、陈岱孙等名字赫然其中。而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联大法律系诸先生们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往往为世人忽视。
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全国一片喜悦。但是内战的阴影很快再一次笼罩中华大地，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再也不愿经历那腥风血雨的日子，全国各界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而蒋介石政权幻想依靠美国的支持维持其独裁统治，内战一触即发。在这样的形势下，昆明文化界尤其西南联大反应积极而强烈。11月22日，联大冬青社、文艺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南院女同学会、科学青年社等15个联大团体联名建议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在11月25日晚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地点在云南大学至公堂，邀请著名民主人士讲演，并发动各校学生参加。云南省党政当局闻讯，于24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作出“未经党政机关批准，不得集会游行”的决定，同时命云南大学不得借给会场。后来，四校学生自治会决定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如期举行讲演会。
集会当晚，先请钱端升先生讲“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他慷慨陈词，喊出“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等口号。会场上，群情激动，掌声如雷。随着掌声，联大围墙外响起枪声，步枪、冲锋枪齐发，甚至还有炮声。原来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包围了学校，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中止讲演会。但是，钱端升先生继续镇静地演讲完，接着伍启元讲“财政经济与内战的关系”、费孝通讲“美国与内战的关系”，都表达了要和平而不要内战的呼声。其间，又响起几次枪声，但讲演会基本按计划结束。会后，联大学生为军队开枪威胁集会所激怒，纷纷要求罢课，表示抗议。
同时，公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抗议书”以“自由”和“宪政”为出发点，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侵犯人权。除发布“抗议书”外，联大教授周炳琳、钱端升、张奚若等召集学生训话，劝说同学们复课。
然而，罢课仍在继续，事态进一步恶化。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与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于27日召开中学校长会议，限令各校务必于28日无条件复课，并且组织了所谓的“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扬言将以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警与学生冲突不断，互有死伤。联大等校一面向当局表示抗议，一面加强戒备。
12月1日，卢汉继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在交接仪式结束后，即布置暴徒进攻联大。当天总计死亡4人，被殴打致重伤者25人，轻伤者30人以上。闻一多先生事后将这一天称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军政当局的暴行引起联大师生极大愤慨。
当天下午，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发表谴责军政当局暴行的宣言。12月2日上午，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首先报告死伤情况，接着议决接受联大28位助教建议书中关于法律的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准备对云南军政当局提起法律诉讼。法律委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曹树经、闻鸿钧充任。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联大法律系师生不仅重视法律理论之研究探讨，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敢于以法律为武器，同反动势力相抗争。联大法律系（北大法律系）的师生在这一运动中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法治的真谛。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北京大学法律系（上）》详见于《法治日报》2025年10月22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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