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他入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系统学习过宪法、民法、刑法和国际法等课程，具有深厚的法学教育背景。他还翻译过国外法学著作，发表过许多法学理论文章，留下了丰富的法学思想资源。本版今天新开栏目“李大钊法学思想研究”，将系统介绍李大钊的法理学、宪法学、国际法学、劳工法学和女性主义法学等思想。敬请关注，欢迎投稿。
法学教育与法学心得
李大钊的法律之缘，贯穿于他的一生。从早年求学到壮年就义，都与法律相关。
1927年的《狱中自述》，讲到他攻读法政的初心。他说，迫于中国危机，“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李大钊“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袁世凯所创立，招收全国学子。政治专业开设的法律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法。在法政学校读书期间，李大钊仔细研读和批注过日语原版的《豫科法学通论》和《正科刑法讲义》。学者考证，《豫科法学通论》是李大钊在预科第三学年所用的教材，原书为日文，他所用的书中标记了多种符号，并分别用中文、日文和英文作了90多条批注，对统治权、立法权和行政权运作方式、对法律效力都作了“法理图解”。
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1916年2月2日，学校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李大钊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业，学习的课程有政治学之“国家学原理”和“帝国宪法”、经济学之“经济学原理”、财政学之“经济学原理”、史学之“近代政治史”、法学之“民法要论”和“刑法要论”、原书研究之“古典政治学”、“古典经济学”和“英文练习”，以及“论文”。
李大钊归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也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和社会科学等课程。
李大钊对日本法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对中国法学的日本借鉴有着独到的见解，称“吾国治法学者，类皆传译东籍。抑知东人之说，亦由西方稗贩而来者”。对中日法律优劣，他有明确的判断，他说日本与中国比较而言，日本“司法机关、律师制度之完备，足以容受许多法政上之人才也”，而我国无“内国产业、银行，完备之司法机关、律师制度”。
日本法学博士今井嘉幸，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执教，关心中国问题。在中国，他发表过《论领事裁判权之撤去》，预测中国将来会撤去领事裁判权，劝告中国学生研究法学，为日后做准备。回日本后，其博士论文付印，张润之和李大钊将《中国国际法论》翻译成中文。李大钊作序并撰写《〈中国国际法论〉译叙》一文，称“是书详于外力侵入中国之迹，且足为吾国将来撤去爱国裁判权、收回外国行政地域之考镜”。李大钊感叹中国在国际上屈辱的地位，感慨异邦人士的良苦用心。
李大钊于1921年曾撰文介绍过列宁兄弟俩的革命与审判的故事。列宁的兄长因预谋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捕入狱，交与法庭审判。李大钊引用英国作家的话说：“他在被讯的时候，辞却一切法律上的援助，对于不利于他的话一句亦不驳，他第一的希望是要解脱和他有关系的人。首席辩护士说他自己承认了一切的罪名，差不多就是不是他做的事亦认作是他做的一样。”李大钊评论说，“听说因他这样把他人的罪揽在自己身上，救出了他一位同志的生命”。革命者在法律面前的英雄主义，流露无遗。当列宁的母亲劝儿子“自行悔罪以求赦免”时，他坚决不肯，称“那是作伪”，“我要杀人，所以人必杀我”。李大钊对列宁兄长赴死的描述，与他6年后被审时候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不畏审判，坦然面对。
为权利而斗争与民族自决论
1920年8月，李大钊参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组织的活动，联系起草《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称，“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为了捍卫“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教授们指责并呼吁废止一系列妨碍自由、有违《临时约法》的单行法。
1921年3月，北京八所专科以上的学校因为政府欠薪决定总罢课，八校组织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李大钊担任新闻股干事及代理主席。除罢教和罢课外，李大钊也支持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政府欠薪问题。他在《晨报》上刊登自己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称“因政府假法律为利器，教职员也不得不以此手段对付之”，也就是“在法庭起诉”。
1922年，李大钊参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好政府”呼吁，提出了一个“好政府”的几个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1924年，参与蒋梦麟、马叙伦等呼吁与俄国建交的倡议，“中俄均新造之邦，似宜相见以诚，为世界外交创一新例”。
《北京公报》记者孙几伊发文，被地方审判厅以煽惑内乱罪和妨害治安罪提起公诉，被判处1年2个月有期徒刑。孙几伊不服，向高等审判厅提起上诉，高等审判厅撤销原判，判定孙几伊无罪。高等检察厅提起抗诉，大理院受理，1920年5月15日作出判决，以犯出版法之妨害治安罪判定孙几伊5个月有期徒刑。对此案李大钊撰文评论，设问“妨害治安”的含义究竟为何？他说，出版法第11条第2项规定了“妨害治安”，但是现行法和法院判例，都未对此作出明确解释。常人的理解妨害治安是指扰乱社会安宁秩序，而《国民公报》是否扰乱，是否影响社会秩序，李大钊表示怀疑。
1919年至1920年，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和国际联盟建立，民族自决运动方兴未艾。李大钊密切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呼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扰乱之源，在于欧洲的勃兴，“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他感叹“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他对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痛心疾首，“中国外交政策，莫善于清静无为，任他列国相残，而我皆一视同仁、无偏、无党、无德、无雠”，在当今世界潮流下，中国“与人无仇、与世无争，不亦谬乎？”他说，中国外交，甲午受挫之后，前倨后恭，让人痛心疾首。
李大钊内心抱有着希望，赞成“国际联盟”的方案，他的用语为“联合主义”。他说，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合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适合实行联治主义。联治与联邦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形成一个国际大同盟，称为世界联邦。联邦为一国，是联合政府，具有主权。各邦自治自决。世界联邦则是国际间的组织，“只要和平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因此，李大钊的口号是：“我们应该相信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以前‘以夷制夷’的覆辙。”
军事审判与世纪疑案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与以荷兰和英国为首的外国使团相勾结，出动军警300余人闯入北京东交民巷租界和使馆区，进入苏联大使馆附属旧军营和远东银行建筑内逮捕李大钊等60余人。驻华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于事件发生后，亲至北洋政府外交部访顾维钧提出抗议，因这天为假日，未晤。午后6时，又派人赴警察厅要求立刻释放所捕大使馆人员，警察厅未予承诺。当晚，张作霖等开紧急会议，商议处置东交民巷所捕全案人员，决定对刘之龙等非共产党人没收其财产，李大钊等待判决。
次日，齐尔内赫在各报发表昨日向北京外交部所提抗议书，称华方军警不应侵入使署进行搜查，军警对于被拘诸人举动极为野蛮，盲目苛待署中妇女。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代使郑延禧提出通牒，指出张作霖搜捕苏联使馆一举，系破坏治外法权，违反国际公法，苏联政府对此严重抗议，并提出下列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军警；二、立即释放俄员；三、交还在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并声明在北京政府履行此项要求之前，当召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仅留领事，以示抗议。
顾维钧向齐尔内赫提出“抗议”，谓俄大使馆区域内收容党人，“以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且违反中俄协定。北京警厅会同张作霖所率安国军及外交部开始调查全案。安国军对该案有交法庭与军事裁判两种主张。各将领复电多主从严，军事裁判说占优势。
北京国立大学九校校长开会议决分途营救李大钊等人，推定北大代理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去见张学良，提出如下要求：在押各生盼速释放，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移交法庭办理，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审讯。苏联代理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30余人离北京返国。1927年4月21日，北京英、美使馆接收苏联使馆管理权。
北京当局对李大钊案决定组织特别法庭，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组成，性质属军事范围。是日，特别法庭在警察厅正式成立，安国军总司令部委何丰林为审判长，各方面所派人员参加，其中主席法官为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有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审判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是杨耀曾等。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是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以“扰乱治安”罪宣判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张艳兰等20人绞刑。同日下午在警察厅看守所执行。次日，特别法庭续判舒启昌等10人徒刑。临终前，李大钊在《狱中自述》表达了敢作敢当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