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三版 涉案企业完成合规整改，并通过第三方监管组织评估和验收。综合考虑邢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已补缴全部税款等情节，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故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裁判要旨
1.对于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犯罪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企业合规整改。对于完成有效合规整改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对于在审判阶段申请开展合规整改的，可以由人民法院视情直接组织开展。对符合相关条件的涉案企业，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进行合规整改的，可以在第二审程序中开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
一审：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法院（2022）皖0210刑初106号刑事判决（2022年9月29日）
二审：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皖0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2023年4月27日）
2023-11-1-174-003
广东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
——环境监测中介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定性
关键词 刑事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环境监测 中介机构 弄虚作假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广东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检测公司）于2019年12月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开始面向社会受理各类环境检测（监测）业务并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被告人罗某甲系该公司总经理、实际经营者，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被告人吴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行政副总，负责公司行政、财务以及市场部销售业务；被告人罗某乙系该公司实验室主管，负责实验室原始数据检测分析；被告人郑某系该公司采样部主管，负责现场采样及数据提取；被告人练某系该公司质量部主管，负责编写出具检测报告。2020年至2021年8月，为获取更多客户和利润，某检测公司在开展环境检测业务过程中弄虚作假，采取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不真实记录或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纸质原始记录与电子储存记录不一致等多种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的手段，为部分客户出具虚假的环境检测报告。其间，罗某甲、吴某默许、放任各业务部门弄虚作假，罗某乙、郑某、练某互相配合共同为客户出具虚假的环境检测报告。经核验，某检测公司出具的80份环境检测报告存在弄虚作假，涉及45家排污单位。罗某甲、吴某、郑某、练某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接受调查。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粤2071刑初796号刑事判决：一、被告单位某检测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罗某甲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人吴某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四、被告人罗某乙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五、被告人郑某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六、被告人练某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单位某检测公司作为承担环境监测职责的中介组织，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被告人罗某甲等二人作为某检测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罗某乙等三人作为某检测公司出具环境检测报告的直接责任人员，亦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罗某甲等四人构成自首，罗某乙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吴某等四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罗某乙、郑某、练某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依法可以宣告缓刑。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对于出具内容严重失实的环境监测报告的，应当综合考虑违反执业规范的情况、证明文件的失实程度等，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准确认定主观罪过形式。对于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不真实记录或选择性记录原始数据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2.单位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应当根据所涉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所起作用、主观恶性程度等，妥当加以把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9条、第231条
一审：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2071刑初796号刑事判决（2022年6月24日）
2024-14-1-184-001 社会推荐案例
李某强制猥亵案
——胁迫未成年人网络裸聊构成强制猥亵罪
关键词 刑事 强制猥亵罪 未成年人 裸体聊天 网络侵害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17日，被告人李某（男，1998年出生）用其QQ 账号添加同在QQ群的柳某某（系化名，女，2004年8月出生）的QQ号，后双方互相添加微信。同年6月19日晚，柳某某在朋友聂某某（系化名）家中住宿，李某通过其手机登录微信给柳某某发消息称要视频裸体聊天，柳某某未同意，后李某答应支付柳某某3000元费用，柳某某征求了聂某某意见后同意了李某裸体视频聊天的要求。视频过程中李某以黑屏的方式，用文字提示柳某某和聂某某用手揉胸并用嘴亲对方的胸部，整个聊天过程持续了30多分钟，视频结束后，李某未支付3000元。
2020年7月6日，李某用手机QQ号联系柳某某，以散布之前掌握的柳某某裸体照片威胁再次裸体视频聊天，后柳某某于同月12日被迫与李某裸体视频聊天，过程持续了10多分钟。
2020年7月15日，李某用手机QQ号给柳某某发消息要求视频裸体聊天，柳某某未同意，后李某告诉柳某某如果和他裸体视频聊天三十次或者去上海跟他发生一次性关系，就将保存在手机内的裸体聊天视频删除，柳某某便同意了李某视频聊天三十次的要求。当晚李某要求柳某某和他进行了视频裸体聊天，整个过程持续10多分钟。
四川省攀枝花市某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提出上诉。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李某为满足性刺激，通过网络聊天方式获取被害人裸体照片及视频后，以此胁迫被害人在视频聊天中实施淫秽行为供其观看，构成强制猥亵罪。李某强制猥亵未成年人，依法从重处罚。综合考量李某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裁判要旨
1.在网络视频聊天中，行为人强制被害人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虽然未实际接触被害人的身体隐私部位，与传统猥亵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行为实质及社会危害并无差异，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猥亵”。
2.行为人在网络视频聊天中拍摄裸体照片和视频后，以公开相关照片、视频相威胁，胁迫被害人视频裸体聊天，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定罪处罚。行为对象为未成年人的，依法从重处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1款
（因系涉未成年人案件，略去一、二审文书信息）
2024-18-1-214-001
牟某某虐待案
——“虐待家庭成员”的具体认定
关键词 刑事 虐待罪 家庭成员 同居 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被告人牟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系化名，女，殁年24岁）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大学的学生公寓以及牟某某位于北京的家中、刘某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某、刘某某先后到广东省东莞市、山东省青岛市与双方家长见面。
2019年1月起，被告人牟某某因纠结刘某某以往性经历，心生不满，多次追问刘某某性经历细节，与刘某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刘某某，并表达过让刘某某通过“打胎”等方式以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刘某某与牟某某争吵后割腕自残。8月30日，刘某某与牟某某争吵后吞食药物，经医院采取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发了病危病重通知书。
2019年10月9日中午，刘某某与被告人牟某某在牟某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家中再次发生争吵，并遭到牟某某的辱骂。当日15时17分许，刘某某独自外出，后入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宾馆，并于17时40分许网购盐酸地芬尼多片2盒，服用该药物自杀，被发现后，刘某某被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刘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以（2021）京0108刑初3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牟某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牟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某（系化名，被害人母亲）经济损失人民币七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元五角二分。宣判后，被告人牟某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以（2023）京01刑终2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虐待罪的规制范围、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
一、被告人牟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之间构成实质性家庭成员关系。刑法未对虐待罪“家庭成员”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为有效保障被害人人身权利，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转型的现实情况，及时准确界定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范围。除了典型的家庭成员之外，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形成较为稳定的同居关系的人，也应纳入虐待罪的规制范围。
本案中，被告人牟某某、被害人刘某某恋爱交往的目的在于共同组建家庭，主观上具有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且从双方在重要节假日见家长的时点、双方家长对待二人的态度和言行、二人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双方经济往来支出等情况,可以反映出客观上二人已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且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因此，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应当认定牟某某与刘某某之间形成了事实上家庭成员关系，可以适用虐待罪的规定。
二、被告人牟某某持续辱骂等精神虐待行为与被害人刘某某自杀身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牟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过程中，刘某某对牟某某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牟某某不能正确对待刘某某过往性经历，长期对刘某某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特别是，牟某某在刘某某因不堪承受指责、谩骂、侮辱而出现过割腕自残、吞服药物等轻生极端行为的情况下，明知其已处于精神极度脆弱状态，遭遇不良刺激后随时可能发生再度轻生的风险，仍然反复指责、辱骂，不断加深其不良情绪，最终造成服药自杀身亡。综而观之，牟某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等精神虐待行为系制造刘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的决定性因素，最终导致刘某某自杀身亡的危害后果，应当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被告人牟某某对被害人刘某某实施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构成虐待罪。综合考虑牟某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
2.持续实施精神虐待行为，造成或者增加被害人自残、自杀倾向的高风险状态，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可以综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刑初3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023年6月15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刑终2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2023年7月25日）
2023-07-2-027-001
沙某诉袁某探望权纠纷案
——丧子老人可对孙子女“隔代探望”
关键词 民事 探望权 丧子老人 隔代探望
基本案情
沙某出生于1963年11月24日，其独子丁甲与袁某2016年3月28日结婚，丁甲与袁某于2018年1月3日生育双胞胎男孩丁乙、丁丙。2018年7月28日丁甲因病去世。丁乙、丁丙一直与袁某共同生活。沙某多次联系袁某想见孩子，袁某拒绝。沙某起诉要求每月1日、20日探望孩子2次、每次2小时。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作出（2021）陕0102民初7831号民事判决：原告沙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乙、丁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袁某应予配合。宣判后，袁某提出上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2021）陕01民终145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沙某系丁乙、丁丙祖母，对两个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探望权系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探望权的履行除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使未成年人可以获得更多来自成年亲属的关爱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沙某的独生子丁甲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丁乙、丁丙作为丁甲的孩子，亦系沙某的孙子，不仅是丁甲和袁某的子女，亦系沙某老年丧子后的精神慰藉。二审中沙某还表态愿意对孩子的抚养尽力，用失独家庭补贴补偿孩子的抚养费，亦可以看作是代替丁甲履行抚养义务的延续，有利于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沙某每月可探望孩子一次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也符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未成年人的父或母一方死亡，（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申请隔代探望（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可以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第1043条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1）陕0102民初7831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8日）
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民终14529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8日）
2024-07-2-084-001
沙某诉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惩罚性赔偿请求
关键词 民事 买卖合同 食品安全标准 追加购买 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原告沙某于2020年12月15日在被告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的网店购买了30盒“黄芪薏米饼干”，付款516元。2020年12月18日签收后，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又分别于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12日、2021年3月3日，先后购买40盒、60盒、100盒“黄芪薏米饼干”，分别付款636元、1134元、1890元。四次总计付款4176元。沙某以产品中添加有黄芪粉，违反了有关规定为由起诉请求经营者退还价款4176元，支付相当于价款十倍的赔偿金41760元。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作出（2021）沪710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一、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沙某货款4176元。同时，沙某将所购饼干退还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届时如无法退还，则以18.16元/盒的价格折抵应退货款；二、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沙某赔偿金5160元。宣判后，沙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2021）沪03民终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就在食品中添加黄芪等9种药材开展试点工作，明确了试点审批要求。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未按国家规定取得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就私自在案涉饼干中添加黄芪并进行生产销售，违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属于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沙某首单购买并收到30盒“黄芪薏米饼干”后又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多次向同一商家大量加购同款饼干，加购数量共计200盒，总重量高达18.4公斤。对于此种有违一般生活、消费所需大宗购买行为的合理性，沙某的解释是“朋友聚餐”，此种理由显然难以让人信服且无证据证明。食品安全法规定有权请求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请求权人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故判决支持沙某就首单购买饼干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时，应当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和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相结合，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关于支付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38条、第1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
一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1）沪710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民终86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18日）
2024-18-2-490-001 社会推荐案例
李某艳诉北京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
——劳动者利用社交媒体“隐形加班”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劳动争议 隐形加班 社交媒体 提供实质工作
基本案情
李某艳于2019年4月1日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产品运营，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22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李某艳主张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2020年2月1日至12月11日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关于加班情况，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某艳主张其下班后存在延时加班共计140.6小时，未调休的休息日加班397.9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57.3小时，公司未向其支付加班费。李某艳就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等证据。
经查，李某艳主张的加班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李某艳表示自己系运营岗位，岗位职责是搭建运营组织构架、程序整体运营、管理内容团队、投放计划制定和实施、研究产品优劣并做跟踪、商务拓展等。北京某科技公司则表示，李某艳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工给李某艳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某艳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北京某科技公司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的范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艳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京03民终9602号民事判决，改判：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某科技公司支付李某艳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期间加班费30000元；三、驳回李某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但北京某科技公司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某艳的工作岗位为“产品运营”，李某艳主张的加班为利用微信、钉钉等社交媒体与客户及员工的沟通，从在案证据来看，李某艳往往以微信等作为工作媒介进行沟通，从李某艳提供的微信记录等证据特别是李某艳提交的《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及休息日安排李某艳工作。
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工作模式越来越灵活，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提供劳动，不再拘束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地点、办公工位，特别是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并不少见，对于此类劳动者“隐形加班”问题，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本案中，虽然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值班内容就是负责休息日客户群中客户偶尔提出问题的回复，并非加班，但根据聊天记录内容及李某艳的工作职责可知，李某艳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休息日等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且《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能够证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休息日安排李某艳利用社交媒体工作的事实。该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为加班，北京某科技公司应支付加班费。
对于加班费数额，法院综合考虑李某艳加班的频率、时长、内容及其薪资标准，酌定北京某科技公司支付李某艳加班费3万元。
裁判要旨
1.关于“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对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劳动者能够证明自己付出了实质性劳动且明显占用休息时间，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的，应当予以支持。
2.关于加班费数额。利用社交媒体加班的工作时长、工作状态等难以客观量化，用人单位亦无法客观掌握，若以全部时长作为加班时长，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公平。因此，在无法准确衡量劳动者“隐形加班”时长与集中度的情况下，对于加班费数额，应当根据证据体现的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在线工作时间等予以酌定，以平衡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第44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17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民终9602号民事判决（2022年10月17日）
2023-08-2-308-001
南京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诉房某某、梁某某等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
——投资人和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回购条款应认定无效
关键词 民事 股份回购合同 对赌协议效力 与市值挂钩的回购 公序良俗 金融安全
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房某某、梁某某与南京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南京某合伙企业）、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南京某合伙企业认购绍兴某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绍兴某合伙企业）新增出资1亿元，而绍兴某合伙企业作为江苏某公司的股东之一，对江苏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此后，各方签订《修订合伙人协议》，其中4.2条上市后回售权约定：在江苏某公司完成合格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6个月届满之日，投资方有权要求任一回售义务人（房某某、梁某某或绍兴某合伙企业）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其全部或部分合伙份额对应的收益权；上市后回售价款以按发出回售通知之日前30个交易日标的公司股份在二级市场收盘价算术平均值作为计算依据。
2019年12月，江苏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上证发〔2019〕36号，以下简称《审核问答（二）》）第十条规定，前述4.2条约定属于发行人在申报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前应予以清理的对赌协议。但江苏某公司在申报发行过程中，未按监管要求对回购条款予以披露和清理。2020年7月13日，南京某合伙企业、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向房某某、梁某某、绍兴某合伙企业发出《回售通知书》，要求绍兴某合伙企业履行上市后回购义务。当日，江苏某公司盘中的股票交易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价476.76元。此前30个交易日，江苏某公司的股票价格涨幅达155％。次日起江苏某公司股价一直处于跌势，直至2020年9月11日交易收盘价为183.80元。因房某某、梁某某、绍兴某合伙企业未于南京某合伙企业发出回售通知后3个月内支付相应回购价款。南京某合伙企业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某合伙企业共同向南京某合伙企业支付合伙份额的回售价款499023228.60元；2.判令房某某、梁某某、绍兴某合伙企业共同向南京某合伙企业赔偿因逾期支付回售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3.判令绍兴某合伙企业协助南京某合伙企业办理绍兴某合伙企业所持江苏某公司2040995股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在前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办结后或逾期未在法院判决限定期限内办理股份质押手续的，南京某合伙企业可以通过协议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房某某、梁某某、绍兴某合伙企业应向南京某合伙企业支付的回售价款及利息损失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7日作出（2020）沪02民初234号民事判决，驳回南京某合伙企业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南京某合伙企业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1）沪民终7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系争回购条款所约定的、直接与二级市场短期内股票交易市值挂钩的价格计算方式，涉及破坏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应属无效条款。
第一，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多见的估值调整协议，主要是针对目标企业未能上市或未能达到约定业绩情形下，对融资方股东进行必要补偿的约定。此类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及履行，对上市公司股权稳定以及金融交易安全的影响较小。而本案系争回购条款是针对目标公司上市后的回购约定，对该条款效力的认定，不仅涉及到公司内部关系的调整，还涉及到证券监管要求以及证券市场交易秩序和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考量。
第二，证据交易所制定的证券市场主体准入规则，对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各方投资主体，均具有约束力。
根据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应当符合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系授权性条款，即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制定具体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科创板首发办法》）第四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应当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以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依法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根据《科创板首发办法》，目标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必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的具体要求。因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及《审核问答（二）》均是针对目标公司在科创板首次发行审核的细化规则，是针对证券市场主体准入资格的要件规则，对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各方投资主体，均具有约束力。
第三，与股票市值挂钩的对赌条款，严重影响股票市场交易秩序和金融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的通报批评决定已明确，系争回购条款属于江苏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应当披露，且应在申报前予以清理的对赌协议。更为重要的是，本案系争回购条款第4.2条（e）款所约定回售价格的计算方式，直接与江苏某公司二级市场短期内的股票交易市值挂钩，涉及金融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此类对赌条款纳入上市前必须清理的规制范围，旨在防止投资人为追求自身投资利益而故意在行权期内操纵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致使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背离目标公司的正常市场交易估值，造成股票交易市场的其他公众投资者因参与该股票的买卖交易而不当致损，进而对股票市场的交易秩序、公众投资者的财产性权益等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此，系争回购条款所约定的价格计算方式，破坏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属于1999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无效条款。鉴于价格条款是系争回购条款的核心要件，南京某合伙企业据此诉请房某某、梁某某承担回购义务，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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