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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安徽省祁门县历溪村“合一堂”宗祠。郑 刚 摄 |
明清时期，徽商崛起、科第兴盛、徽州宗族繁荣，徽州民间的社团组织也迅速兴起并逐渐繁盛起来。这些会社组织在徽州宗族规序明理的礼仪教化和裁断是非曲直、调处化解各类纠纷、预防矛盾激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形成了古徽州极具地域特色的会社文化现象。
三则会社调处“公案”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黟县二十二都村民王鋐卿、王焕卿为同村村民王一朴、王之祯“盗砍”自家管业的土名“大培里及株树弯”山场林木而发生纠纷，双方各持地契争执不已。无奈之下，王鋐卿、王焕卿“投鸣乡族”，会社接到宗族首领的通报后召集族众赶赴当地，经过在纠纷山场实地勘查和二十二都村邻走访，调查人员弄清纠纷症结所在：起因是争执两家持有的鱼鳞地契上的“株树弯山场”地界四至不明，由此发生混砍纠纷。于是，会社调解的“中人”劝息止争，族众也“从情公处”纷纷劝和，在调解人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在“株树弯”山场“埋石定界”，划定了王鋐卿、王焕卿与王一朴、王之祯“株树弯”山场各自的管业范围，确定“上至降自弯心里边以进，系鋐、焕二股管业，自弯心外边以出，系朴、祯二人管业”，为避免再起纷争双方还在会社中人参与和众族见证下订立“清界合同文约”一份，约定“自定之后，各宜永远遵守。再无得仍前持契混争，如违可罚白银十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准”，这项如违可罚措施使得这起纠纷不仅圆满了结而且“案结事了”。（田涛：《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法治论丛》第24卷第1期，2009年1月）
无独有偶。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十九日，祁门县西乡七都佃仆陈五九因与服役家主发生纠纷，受其妻陈旺弟唆使，私自从家主家返回七都赁屋居住，被家主“访获”而“欲行送官理”，“治以背主逃走之罪”。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有背主逃匿者，照满洲家人逃走例，折责四十板，面上刺字，交与本主，仍行存案。”陈五九央求本家堂叔陈长成求情，陈长成找到村文会组织进行协调，文会成员对该起“背主逃匿”案的是非曲直进行评判后进行调解，陈五九当场立下《甘罚文书》，承诺“自今暂在七都居住，候秋收后仍前回家居住服役无辞”，若再有“私自另行他往等情，听凭家主执此经公治罪”，家主就此谅解，纠纷偃旗息鼓。（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一之《康熙十九年陈五九立甘罚文书》）
明清时期的徽州，会社的定分止争作用不仅仅表现在街坊邻里和村乡民间“细故”纠纷中，即使官司诉至官府，一些会社组织也能发挥“庭外调解”的劝和作用。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歙县谢公若与汪去非兄弟因缴纳该年官方征收的钱粮一事发生纠纷，谢公若将汪氏兄弟告上衙门“具呈汪去非兄弟即汪然、汪鳌在钮父台案下”。汪去非亦赶往衙门据理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此案县衙尚未升堂开审，当地文会获悉“不忍坐视，近前劝释”，委托了双方当事人姻亲和同学张用图、李焕章、李西侯、李鲁詹等劝息调和。为了尽快平息纠纷，张用图、李焕章、李西侯、李鲁詹等四人本着“以急公事，以全友道”而“不使终讼”的目的，先是帮助双方代缴了本年度应纳钱粮所垫的费用，只待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后再由应缴纳的一方偿还。然后，敦促双方订立“劝息合同”终了纠纷。考虑到本案已经诉诸官府尚未升堂审理，估计“上人亦不过化民完粮息讼，衙门自无多费”，但为以绝后患，协调人评估了这场官司的风险，还议定“倘必拘质，两家面同原中告息，不得违议多事。一切费用两造均出无辞”，经过上下反复调停，此案最终息讼罢访，应缴者承担所付费用。（田涛：《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
徽州会社的起源与兴盛
早在隋唐之前，会社就在徽州零星出现，隆庆年间《续修新安敏北许村许氏东支世活》记载：“富昇社，在昇溪之右，本里之祖社也。肇建于南梁大同二年，迄宋景定甲子岁，幼学公同族许文伟等修修葺，有石刻记文可考。东西二族春祈秋报，岁时崇祀焉。”
北方士族史上三次迁徙徽州“聚族而居”之后，在徽州宗族“强宗耀族”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北方士族更加注重程朱理学为代表的道德礼仪教化，更注重于谱牒修订和族规家训、公约禁令制定，以此来约束族众，调处纠纷，治理社会，维护乡村秩序。由此，修宗谱订族规建祠堂兴祭祀成为古徽州特有的社会现象，以文人贤达和乡绅、宦官为主体的各类会社组织应运而生。
最初，徽州会社主要功能是组织开展“春祈秋报”和“岁时崇祀”的祭祀活动。徽州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尊儒崇德明礼的文化习俗，通过繁文缛节的祭祀礼仪活动，以道德礼仪教化民众，唤起族人的道德自觉，稳定伦理规序的社会秩序，成为徽州宗族治理理念。清代祁门县善和村的各类会社有33个之多，而祭祀会社就有26个。祭祀礼仪的广泛推行不仅起到了明理规序、教谕族众遵规守法、崇德兴礼作用，而且还达到了强化上下尊卑秩序，使族人面对祖先增加敬畏感，以此进行族规家训训示和熏陶，巩固宗族封建统治，维护家族和社会稳定目的。祁门县《窦山公家议·祠祀议》卷中写道：“祭祀乃是大事，必精洁，必诚敬，否则祖宗不歆。如苟且应以故事，当事者从公声罚，毋得徇情缄默，且祖宗之灵无所不鉴，可不致慎？”（《窦山公家议》卷三《祠祀议》）
为了凝聚民心，达到教化效果，徽州宗族祭祀教化方式上形式多样，增强族众喜闻乐见的文娱习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社之日，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民国《婺源县志》卷四《疆域志七·风俗》）这些内容丰富的祭祀娱乐活动既发挥了会社的教化作用也实现了联合民众、联络感情的功能。即使是以科举会试和预考为目的文会组织，士子们在会课制艺之余也三五成行，以文会友“置酒众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歙县呈坎潈川文会，士子们也常“一饮几次而觞斛，杯豆必共以齿至，嗜酤酒好讴歌”。（民国《呈坎潈川文会簿》）
徽州会社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徽商经济反哺和徽商商会治理经验借鉴传输。崛起的徽商商帮通过遍布大江南北的商会会馆加强与徽州宗族联系外，还反哺并推动着以道德教化、裁判调处纠纷和经济辅助为主要功能的各类会社组织发展，尤其是商会在纠纷协调和治理经验传输方面影响深刻。
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二月，苏州的新安会馆竖立着一块当地官府“禁示碑”，该“禁示碑”记载了道光十二年发生在苏州吴县徽州布商经商时，遭受当地社会工匠的无端挑衅压榨，“私议随牌霸折，借端勒借”而引发的纠纷案件。当地牙行王协昌、陶善、缪万和、程阿三等“借端勒借”徽州布商，欲垄断和替代徽商布业贸易，徽州布商苦不堪言。当地的新安会馆闻讯后，挺身而出，一纸诉状告到苏州吴县官府，经吴县县衙“抚、臬二宪沐批”“永禁踹坊垄断把持”并立下禁碑，明禁“一经该布铺指告，立即严提通详究办，决不姑宽。”（《道光十二年《吴县永禁踹坊垄断把持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80页》）新安会馆这种注重与当地官府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并通过官府及时出面保护当地徽商利益的经验做法，使徽州会社汲取借鉴。
徽州会社从以下几个方面汲取商会传输的治理经验：
协调徽商内部利益关系、预防各类纠纷发生。徽商父携子、兄伴弟的家族式或宗族式经商方式使其个体纠纷极易引发群体性的矛盾，商会作为第三方的乡亲参与调解易于被双方接受，极易化解纠纷。“窃会馆为合郡士商理论之所，遇有争端，酌处劝息。设恃蛮不遵，有关风化之事，自应公同禀究。”（《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协助官府平抑市价，加强对流动人员管理。徽商家族式或宗族式经商方式使客居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给当地官府人口管理带来困难。商会不仅在防止不法商贾囤积居奇，平抑市价，协助官府维护市场稳定发挥作用，而且还协助当地官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宜于会馆中，择贤董数人，专司劝导，每逢月塑日，各会馆宜讲馆约……三次不到，即屏斥，或贤遣回籍。如此……虽五方杂处，亦不足患也”。（余治，《得一录·宣讲乡约新定规条》，卷十四）
依靠官府惩治当地地痞恶霸扰乱徽商经营，维护经营秩序的借鉴。清光绪二年（1876年），苏州的徽州会馆在苏州的阊四图北濠城根杨王庙北首官街建立皖省码头，以方便徽州同乡商人转运货物之便。然而，当地地痞恶徒乘机敲诈勒索，徽商商会即通过苏州元和县县衙申敕在码头设立警示碑一座，明禁“如有地匪棍徒敢在该处作践滋扰情事。许即指明禀县，以凭提案严究。地保徇隐，察出并惩不贷”。（光绪二年《元和县严禁在安徽码头作践滋扰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经济资助和道德教化及文化传播。“同乡有在都病死无力敛埋者，馆内给馆安葬”。（《绩溪会馆规条》，《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在汉口的徽商还特建紫阳书院，以供同乡子弟就读。“于是有志之士，思构堂以奉夫子，而习礼其间，以讲明正学。”（清代董敷桂《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七《尊道堂记》）
徽州会社乡村治理功能和特点
聚集联络功能。徽州会社打破了同姓宗族的限制，成为具有共同信仰或志趣相投者的聚会组织，体现较强的凝聚召唤力。绩溪庙子山的寺后古社，就是周围数村数姓人群的民间祭祀团体。歙县元里村的“长庆祭社”按照宗族不同划分为“四管”，按不同区域将祭祀社事划分各族首领分头管理。入赘许氏的程姓后裔家族负责“南管”，自元朝初年以来管理祭事已达数百年。（戴廷明等撰，朱万曙等点校：《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 2004年版）
经济互助的功能。清道光五年（1825年）祁门善和会社制定的《重新议定会规》中，对会社经济来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议各家输出田租，均出诚意，既归会管，永为公物，共相保守，毋得悔退。倘有悔退，以子孙违悖祖规，准破祀例论；……”（《徽州会社综录》转引自刘淼《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载《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与祁门县善和会社一样，徽州会社诸多经济互助功能中，大多均是由会员或割田入会、或交租入会、或出钱入会等，来提升徽州会社组织经济互助的功能。
教化传输功能。清人佘华瑞的《岩镇志草》贞集《迂谈》中这样写道：“然所最宜画一者，莫如文会。畴昔之日，先哲典型，明礼敦教，辨别是非，无纵诡随，大公至正，见利思义，各检自持。”这里说到的乡绅文贤“明礼敦教”就是通过平时吟诗作文、以文会友，时事点评而承担当地教化组织的部分功能。黟县黄本骐在评述南屏叶氏文会教化作用时也这样记载：“今年春，族中起文会，按季月一集，赡其供给，聚则言孝言慈，以余力攻举子业，分曹角艺，以雅正为宗，期于言文行远”。（嘉庆《黟县志》卷十五《艺文》）
评判裁决功能。由于会社组织人员宣扬儒家伦理，推行教化中在族众心理上产生崇敬和依赖的公信力。一些乡民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时，习惯于求助会社来作裁断，久而久之，徽州会社组织也就逐渐成了解决乡村纠纷的重要仲裁机构。
道光三十年（1850年），休宁县发生了一起因纠纷失手误伤“人命”案。村民方灶玄与族叔方时院因琐事发生口角纠纷，方灶玄“一时忿怒”失手误伤方时院之子方冒手，致其死亡，按照大清刑律应属于伤害致死人命的刑事案件。事情发生后，方灶玄自知国法难容，因此托中人“登门哀求劝解，愿出衣衾棺椁，斋醮超度”，总计丧葬赔偿等费用白银四百五十两。但是，方灶玄家境贫寒，竭尽全力只能拿出三十几两白银。因此方氏家族通过村会社组织召集的本家族众“各自量力愿出”凑钱，以救助方灶玄，并约定如果仍然不足，剩余部分由召集人方灶玄的堂弟方镇洪、方镇顺承担。在会社组织召集和协助下，经族众协商，众人共计出资二十四万四千四百七十七文，计白银二百两左右，加之当事人方灶玄自己的三十余两，其余尚欠近二百两，由方镇洪、方镇顺代为付出，该案以方灶玄“误杀”赔偿受害人的“私了”方式了结。（《咸丰二年（1852年）方镇洪等人立遵劝和睦文约》）
此外，徽州会社组织还担负着参与乡村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处理职责。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婺源县龙尾约斯文会为了保护当地族民房前屋后树木会同保甲发布“公约”：“……其境内地方田塍屋畔，有栽花种果、桂子、棕毛等树，物各有立，不许恃强窃取残害，如有等情，查出公罚，各宜永遵安业，共乐升平，特帖通知。”（王振忠《清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 （目录十六条 ）为例》）
徽州会社组织乡村治理中有以下特点：
纠纷裁断调解的宗族性。由于徽州宗族除了制定族规家法对族众管理和崇德明礼规行的教化外，更需要通过族长、里老和会社组织对宗族各类矛盾纠纷调处以维护宗族管理和社会秩序稳定。所以，会社组织作为乡村基层教化和纠纷调处承担者必然有着鲜明的宗族性。清代祁门县善和33个会社，其会首和成员基本来自于程氏宗族，基本系程氏宗族内部成员结成的会社团体，无不受程氏宗族的约束与控制。尤其是一些慈善和经济救助的会社其宗族性更加明显。清代绩溪东关冯氏宗族因宗祠下堂及大门没有关栏“但建造中堂业已亏困，而族田租息又须五年，十年才得收齐，一时不能应用”。于是“公邀一会”，向族人筹集200两会钱，以“祠内租息及各公所批清明租息，以坐填付会项”。（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末中《邀会议约》）
教化裁断相辅的复合性。会社组织在调处裁断各类矛盾纠纷中一般是根据宗族合议达成“公约”和族规制定“禁约”作为根据。但由于会社组织承担着族众教化以及纠纷是非曲直明断裁决等多重职能，所以，引导教化和是非裁断及纠纷调处的复合性特征十分明显。清人康砺庵在祁门县石溪村所建的敦仁会作的《敦仁会序》中深刻阐述这种教化息讼相辅必要性：“于是，邀约同志之人，订为嘉会，藉圣诞以聚庆，因宴会以展亲。交相规诲，劝善惩恶，庶有以观感而兴起敦仁让、崇信义，不至陷为轻薄子”。（《清乾隆四年仲夏月祁门县石溪村康砺庵敦仁会序》）
功能多样性和普及性。第一体现在种类繁多、功能多样上。既有慈善经济互助型又有明断裁判管理型，既有文化传播和儒家思想教化型又有宗教祭祀和娱乐型，所以，乡村治理形式体现出引导教化、经济保障、纠纷裁决、文化娱乐等多样化功能，为族众习惯而普及。第二体现在教谕引导、警示预防、裁决明断、报官诉讼等多样化手段和措施上，凸显教防处转“一体化”治理功能，对于纠纷预防和化解息讼有着明显效应。清人刘汝骥在《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科·婺源县民情之习惯》中谈及婺源县乡村各类会社功能多样化和普及性特点时这样描述：“婺邑社会，有以一邑为范围者；有以一乡一村为范围者。紫阳学社目的在辅助官治，文庙灯会目的在庄肃祀事，劝学所目的在普及教育，自治研究所目的在讨论公益，物产分会目的在宏奖实业，统计分会目的在调查庶物，不缠足会目的在改良闺范，皆以一邑为范围者也。城乡之慈善局以慈善为目的，水龙会、水筹会以拯火灾为目的，各乡文会以观摩文艺为目的，青苗会以保护农林为目的，桥会、路会以便行人、备水患为目的，皆以一乡一村为范围者也。”确实，古徽州会社乡村治理优秀文化传承对于当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下乡村基层组织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建设完善或许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