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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源治理让大量纠纷化解于诉前，金山法庭去年收案降到600余件，今年1月至11月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03%。
“参与前端的纠纷治理，看似对办案做‘加法’，实则是做‘减法’，矛盾在源头得到了化解，到法院的案子自然就少了，群众和法院都受益。”高州法院院长李亚车表示，现在全院干警有了这样的共识。
消极应对的问题解决了，又容易走上另一个极端。
不少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员觉得，化解纠纷就是法院的事，调处矛盾是“替法院打工”。
一边是法院先行的“单兵突进”，一边是相关职能部门延缓的“联合融入”，工作曾一度陷入困境，诉源治理“法院参与”变成“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线”。
如何在党委的领导下，统筹“治未病”？
“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作，以‘法院’一家之力无法完成，必须置于党委、政府治理大格局之中协调推进。”高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燕告诉记者。
“中心建立之初就由市委统筹资源、统一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张燕接着说。
这种考量还体现在中心的机构设置和组织领导上。据张燕介绍，市一级中心主任由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主职领导担任，各镇街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作为中心第一责任人。
“党委牵头管总，解纷资源一下就统起来了。现在各中心联通了派驻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妇联等部门，融入‘平安大走访’‘一村居一律师’‘一村（居）一警一巡防队’等治理平台，真正能将矛盾化解在当地、消解在萌芽。”李亚车告诉记者。
今年9月12日，广东高院院长张海波在高州司法惠民服务中心调研时说：“坚持党委领导是诉源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诉源治理，诉在法院，源在各方，要继续紧紧依靠党委、政府融入治理大格局。”
中心通过汇聚各类解纷资源，诉源治理的“末梢神经”被充分激活，也织就了一张法治网、平安网，既解了百姓心结，更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9月25日，在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上，高州获颁“平安鼎”。2022年，高州万人成讼率37.32件／万人，同比下降3.22个百分点，居全省前列。
纠纷化解如何发挥行业优势？
镇街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多调解家长里短的家事纠纷或法律关系简单的劳务纠纷、土地纠纷，对于一些专业领域的矛盾，限于调解员专业知识的欠缺，很多时候调解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个问题如何破解？
“冯队长，我明白了，事故的全部责任确实该我负，不去信访上诉了！”今年5月，高州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正在调解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肇事者刘某向市交警大队交管中队副中队长冯家贤说道。
今年3月，刘某驾驶货车追尾碰撞张某骑行的摩托车，致张某当场死亡。市交警大队认定，刘某超速行驶，与前车没有保持必要安全距离，应承担全部责任。
后得知张某是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和刘某都认为张某也有一定责任，遂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申请复核，上级复核后维持原认定。刘某准备到法院打官司，并扬言要信访。
纠纷转到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后，退休老法官、调解员苏永平邀请冯家贤一起现场释法明理。
“是你超速的过错引发了事故，张某没有驾驶证与发生事故没有必然联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责任划分是根据事故中双方过错程度来认定的……”冯家贤的专业解释指出问题症结所在。
随后，刘某、保险公司和张某家属很快就赔偿达成调解协议。
这是高州交警大队司法惠民服务中心今年调解成功近800宗道交纠纷中的普通一件。今年高州共发生交通事故2000多起，仅有400余宗纠纷到法院。
“今年大队这边的中心调解成功率高达73%，如果这些道交纠纷分散到各镇街中心调解，肯定不会这么高。”冯家贤认为。
“行业纠纷行业解”，这样不仅能将普通纠纷和行业矛盾分开，提高调解精准度，还能发挥专业优势提前介入，有效提升调解率。
为此，高州在实现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还相继在交警大队、总工会、国营农场等纠纷相对集中的行业中心建成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中心进驻总商会，除了能发挥行业专业性组织自治和服务功能外，还能将纠纷解决在行业内部，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商业信誉。高州市总商会5000多个会员单位，去年通过中心诉前化解纠纷139件，为企业发展帮了大忙。”高州市总商会会长梁友尧表示。
只有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做好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才能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高州法院选派法官分主题为中心特别行业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沙龙集中授课，举行调解失败案件分析会，组织调解员旁听类案庭审。
从长流村到新垌镇，从新垌镇到高州，茂名全市如今已建成158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前端化解纠纷4.3万余件，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1.2万余人次。
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已成为粤西山区的“枫桥”，这桥是群众解纷的“连心桥”，更是共建共治的“立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