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周公提出要“明德慎罚”。所谓“明德”，就是要实行“德治”，将民心向背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因此，要求君臣勤于政事，严于律己，不可骄奢淫逸。而“慎罚”，则是西周的审判原则，即要求法官谨慎地实施刑罚。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明德”思想在司法方面的具体体现。
在西周时期的审判实践中，这种“慎罚”原则究竟是怎样实施的，由于没有相关的史料，因此学者很少联系西周的审判实践来讨论这些问题。
很幸运的是，西周时期为纪念诉讼事件而作的“训匜”（此从李学勤先生之说）铭文，使得我们可以运用这一实物证据，来考察“慎罚”原则在西周时期的具体实践。
“训匜”，1975年春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一个窖穴，其所属时代被确定为西周中后期。
在屈指可数的西周金文法制史料中，该器独特。在形式上，其珍稀之处在于：第一，带有虎头平盖，这在西周时期极为罕见。第二，从器铭至盖铭连接成文，共有铭文157字，亦属破例（其他铭文一般是铸在铜器的内壁或者底部）。就其内容而言，该铭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约两千八百年前的一份判决书，从中可见西周时期的刑罚和诉讼制度，尤其是“誓”在审判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铭文所涉案件的相关人物有：伯扬父，本案的审判官；训，牧牛的上司；牧牛，训的下级。
铭文是由一份判决书及其执行结果构成的，铭文分为以下四段。
第一段，记载该案的宣判时间（三月）和地点（周王在某地的上宫）。“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方上宫。”
据此可知，伯扬父是在周王面前宣布该判决的，这也是向周王报告的一种形式，因为周王具有最高审判权。当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重要案件的审理都要经过周王或者由周王授权。
第二段，伯扬父对此案下达的判决书。这是铭文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共有三项内容。
其一，指控牧牛竟然敢控告其上司训，确定其犯有“以下犯上”罪。“牧牛！嗟！乃可湛。汝敢以乃师讼！”
据此推测，该案的起因可能是：训的下级牧牛（不知何故）竟然去官府控告其上司训，结果被判“以下犯上”罪。这是因为西周实行严格的“礼制”，维护的是“尊尊”关系，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得冒犯上级，否则就是犯罪。
其二，指出牧牛曾有违背誓言之举。“汝上信先誓。今汝亦既有孚誓。尃、超、啬、规、媵覆，亦兹五夫亦既孚乃誓。汝亦既从辞从誓。弋可。”即牧牛此前不遵守所立誓言，现在要派五个人前去核查他当时所立的誓言，牧牛必须信守誓言，不得违背。
这里没说牧牛此前为何事立誓，推测可能与其上司训有关。牧牛不遵守誓言，并去控告训。伯扬父在此指出这一事实，其意直指牧牛背信理亏，是恶人先告状。这是定罪量刑的根据之一。
其三，伯扬父的判决。“我宜鞭汝千、幭剭汝。今我赦汝，宜鞭汝千、黜剭汝。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罚汝三百寽。”即本应打牧牛一千鞭，再施以墨刑。现赦免牧牛，仅打牧牛五百鞭，罚“三百寽”（相当于300公斤铜）。
“鞭作官刑”，这是西周专门针对官吏的刑罚。罚金，即缴纳铜以替代实刑，这是西周针对犯法的贵族和官吏常用的财产刑。
在初判与终判之间，伯扬父两次赦免的原因与背景不详，或许是牧牛及其家人斡旋的结果。
第三段，判决的执行。“自今余敢扰乃小大事，乃师或以汝告，则致乃鞭千、幭剭。”“牧牛则誓，罚金。”伯扬父命牧牛立誓：从现在起，如敢再添乱惹事，那就执行应打的一千鞭和墨刑。牧牛立誓后，如数缴纳罚金。
初判一千鞭和墨刑，是一个“假定性的判决”，不是真正的、正式的判决，目的是为判决背书，并提供信用保障。最终判决之后，牧牛再立誓，就是起到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在审判活动中，让败诉者宣誓承诺履行判决，并以此终结诉讼程序，应当是“誓”在上古法制生活中的功能之一。这是西周时期审判制度的重要特点。
第四段，史官受命将这一判决记入档案。“厥以告吏兄、吏曶于会。”训因此制作此器。“训用作旅盉。”
按照今天的法学理论，在该案中，训是胜诉者，牧牛是败诉者。当时周礼的惯例是，胜诉者制作青铜器，并将其胜诉的结果铸为铭文，以期向祖先和神明报告，并在家族中永久存续下去，保佑其子子孙孙。这就是该案判决书被铸铭于匜的原因。
匜作为盥手注水之器，最早出现于西周中后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而将与法律有关的内容铸铭文于匜上，很可能是取其“明鉴于水”之意。
《尚书·吕刑》是周穆王时期制定的法律，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明德慎罚”。以上的判决可以佐证。其一，罚金通用于“五刑”体系，成为主要刑罚。其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贯彻“慎罚”的理念，《吕刑》称之为“中”。具体而言，一要以事实为根据，搞清楚案情，不要偏听偏信。二定罪量刑要以法律为准，要符合礼的要求。三要推行“德治”，审慎地执行刑罚。四是根据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以教化来落实“德治”。伯扬父最后判罚金，就是具体的体现。
西周时期所力倡的“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法律中也比较罕见。可以说，“德”作为一种文化，推进了中国古代法律不断走向文明。“明德慎罚”作为进步的法律思想和刑法原则，不仅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对以后的法律文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