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文书行政模式下，公文册报皆有程式。清朝初期为稽核地方词讼而创制词讼月报制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赵尔巽奏请变更为词讼日记简明册。考察其嬗变，既可探究清中期以后的积案问题的部分成因，亦可研析清末新政中的些许变革。
晚清名臣赵尔巽（1844—1927），汉军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年）授编修，八年任御史，十一年二月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光绪十三年，赵尔巽出任贵州石阡府知府，次年出任贵阳府知府，十六年十二月因“才能出众”奉旨“军机处存记”，十九年升任贵东兵备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赵尔巽调为安徽按察使，二十四年五月调为陕西按察使，九月十九日调为甘肃新疆布政使，次年丁母忧。服满，赵尔巽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九日任山西布政使；七月护理山西巡抚；十二月二十四日调为湖南巡抚，其后历任要差。赵尔巽丁忧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庚子事变，服满正值清政府开启新政，广纳众议，其在护理山西巡抚任上接连上奏，其中不乏关涉法律之奏议。赵尔巽外任期间重视刑名事务，自担任安徽按察使开始，为应对地方词讼和上控案件积压，即致力推行词讼日记简明册，《民国名人传·赵尔巽》有言“注意州县词讼，详为条教，刻为成书。”光绪二十八年，他又奏请将词讼日记简明册推广到全国，后被议准，为清结积案、稽核官员、力行实政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赵尔巽还在任职甘肃新疆布政使期间，将“刑曹成谳，积年汇钞”的稿件，委托给当时的甘肃按察使何福堃刊刻，后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由兰州官书局排印，名为《刑案新编》。
清朝积案防治与自理词讼月报制度
清朝为防治积案，要求地方官员及时受理并审结自理词讼，制定监察官和上司的稽察责任，并不断完善自理词讼月报制度。其具体表现有三点。
第一，在清律中列有专门的“告状不受理”律，该律文第1节中针对地方词讼，写明“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这是地方官员受理词讼的基本依据。第3节为巡历问题，针对“应有词讼未经本管官司陈告”等情形，“并听（部院等官）置簿立限，发当该官司追问，取具归结缘由勾销”，且规定“若有迟错（而部院等官）不即举行改正者，与当该官吏同罪。”此节强调监察官和上司稽查词讼之责，既要置簿立限，敦促州县官员受理和审结词讼，又规定若不立即“举行改正”州县官迟错问题，将面临惩罚。词讼也被称为“自理事件”，就其承审期限来说，康熙六年规定府州县自理事件限一个月审结，到康熙二十二年则改定为二十日审结。古代贤吏亦以政清讼理为目标，如顺康名吏黄六鸿主张“准过词状，必须挂号，有所稽考。宜于到任之时，刻一印板号簿格式，装钉成簿，颜曰‘自理词状号簿’”。（[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1）
第二，清朝秉持因时制宜的立法原则，针对“告状不受理”律中规定的情形，逐步增设条例将之细化和补充。譬如，为应对地方词讼类积案，雍正元年，清廷制定自理事件逐件登记按月册报制度，是为“告状不受理”第二条例文。现存的《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即有相关册报，如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四川宁番卫守备王维任《雍正二年自理事件作何审断与准拘讯完结清册》（档号：贰-14-26）留存于世。这一件档案实则包含两份清册，即宁番卫八月和九月自理事件清册，每个清册中都登载了两件自理事件，还于事件后列明审结时间。“告状不受理”第四条例文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照在京衙门按月注销之例设立循环簿。将一月内事件填注簿内，开明已未结缘由；其有应行展限及覆审者，亦即于册内注明。于每月底送该管知府、直隶州知州查核，循环轮流注销”。该条例系雍正十二年制定，乾隆五年馆修入律。《则例》中的表述更为具体，且列有行政责任，即雍正十二年覆准：“州县自理户婚、田土等项案件，限二十日完结者，各设立循环簿，于每月底将准告审结事件填注簿内，开明已未完结缘由。其有应行展限及覆审者，亦即于册内注明，送该管知府、直隶州知州察核，循环轮流注销。俟岁终，该道、府、直隶州将所属并无违限通详督、抚、藩、臬衙门存案……”（《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25）。所谓“循环簿”是明朝创制用以稽核钱粮等项目的公文簿，分为甲乙本，循来环去，“常用于轮流掌管之某事而公立之”（李鹏年等编著：《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其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词讼月报仿奏销所用的四柱清册格式，将案件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填注。因自理事件多为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中国古代归为户事类），其册报与交代事宜也多和其他户事类事件相似，最晚在乾隆朝即在自理词讼循环簿中运用四柱格式，乾隆二年题准，在钱粮交代时，前官的批领卷宗四柱册及一应自理词讼文册，限半月内移交（《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37）。《福建省例》中的乾隆三十年“州县自理词讼按月造报管收除在四柱依限审结分别功过责成府州一体稽查”省例，其中简述朝廷定例时写道：“上批事件限一个月审结，自理事件限二十日完结，巡道按旬调查号簿，将已未开单移司报院，并每月设立月报，开造四柱送道查核。”
第三，伴随行政机构的调整而加强稽察州县词讼号簿的力度。乾隆时期，道逐步成为地方常设机构，加强稽察州县词讼号簿亦成为道员的职责之一。与“告状不受理”第四个条例息息相关的第五条，即乾隆十九年陕西巡抚陈宏谋条奏，其规定巡道巡历州县时应提该州县词讼号簿逐一稽核。如有未完，勒限催审。第十条是乾隆二十九年定例，对第五条进一步补充，规定了“巡道查核州县词讼号簿，如有告到未完之案，号簿未经造入”的处理方式。至此，清前期通过系列定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州县自理词讼审报制度，笔者将之归纳为审理有规、审结有限、迟错有责、申报有制。
当然，这种因时制宜修改条例的立法模式也存在着问题，清末律学大家薛允升不禁指出：“上二条（即第二条和第四条例文），一按月造册，申送府道司抚督；一按月报该管府州。此条（第九条）系巡道开单，移司报院。俱不画一，总缘随时添纂，并未通身修改也”。（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第685页）
但清代词讼月报制度的问题，不但如薛允升所言“随时添纂”导致纸面上“俱不画一”，而且在实践中，词讼月报制度亦旋用旋废，所谓稽核竟成虚文，嘉道以后积案丛积是为力证。
旧有词讼月报制度导致案延民累
揆诸旧有词讼月报制度，其显著特点在于从雍正元年起就秉持逐件登记的原则，乾隆十九年和二十九年定例只针对巡道，加强稽察之责，不涉及循环簿格式之改变。因为词讼循环簿填报较为繁琐，按照定例必须逐渐登记“作何审断与准理拘提完结之月日”或“开明已未结缘由”等事项，按月申送，加之官员勤惰不一，所以词讼月报制度在实施中诸多窒碍，甚至形同具文，导致案延民累、官民两伤。其不足有二：
第一，州县官以自理事件无关考成而将词讼月报制度视为具文。
《福建省例》载乾隆三十年延建邵道杨仲兴禀称：自理词讼月报开造四柱送道查核之制，“立法严明，至周且备，果能奉行不怠，何至案延民累？”而实际情况却是“州县以自理为无关考成，视巡道为虚文塞责。”他自担任延建邵道后，检阅旧案，“虽经前道颁行册式，有按月申报者，有数月竟不申送者。即册报有前列准理后无开除者，或准理盈册而开除止得数件者。及开告收词，半是已准未结之件。”据此可见，州县官员并未认真落实词讼月报制度，直接拖累了民众，而当上司决意追究时，下官亦面临惩处。闽浙总督苏昌亦批示：“向来上下每多视为具文，不过随意造册申送。而该道亦只就册查核饬行，一檄了事。其实力亲厘、案无留牍者，十无二三。是徒有稽核之名，究无裨于实政。”为应对积案，杨仲兴提出“四柱之造，更宜变通行之”。针对旧案，他提出“按日而稽，始得责实”，限以每月审结四十案。对于上批、自理事件新案，照依收除管在四柱，按月造报，饬令照依一月、二十日部限，依期审结。并按照审结数量和分数以分别功过。
以上案例，多将案件积压归因于州县官员奉行不力，未能揭示册报格式存在的问题，因而自理词讼四柱清册在地方清厘积案时亦被反复使用，但其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成为督抚考核各员勤惰的凭证。如阮元在任职江西巡抚期间，曾于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奏报“查照臣前在浙江清厘积案章程（作者注：为嘉庆十三年之事），颁发册式于各府，饬将未结各案及续到新案，按月开列旧发、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清册，申送抚藩臬衙门，按月查算。以每月开除之多寡，验各员办事之惰勤”。至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奏，于署内设清理词讼局，饬各府州县分别上控、自理，每月报具四柱清册。（《清德宗实录》卷27）
第二，词讼月报册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逐案登记制度过于繁琐。
揆诸冕宁县司法档案中的雍正朝早期自理事件月报册，每月登载之事不过二至四件，先列明某月某日“一件……事”，而后注明“前件”于某月某日审明是何结果。这种登记方式容易产生弊匿，“其审案又不过以文告了事，百姓之遵循与否，不复计论”（《清高宗实录》卷290）。到了乾隆二十九年，鉴于“州县自理词讼，如户婚田土细事文卷，审断后不黏连钤印，辄行发房，日久或遗失不全，或抽换舞弊。遇旧事复发，往往查检无据，别滋讼端。”皇帝谕令嗣后内外审理词讼衙门将呈词供勘概令黏连成帙，钤印存案，并令州县加结造入交代，且严定处分（《清高宗实录》卷707）。咸同之乱后，曾国藩在直隶清讼过程中总结了系列经验，发明自理词讼比较册式。同治九年，福建出台《各属自理词讼刊定比较册式》，指出“窃照各州县命盗杂犯及自理词讼各等案，每月分别通报，即详且密。惟日久懈生，于照例册报之件往往视为具文，甚至迟延数月之久，兼有间断数月不报者。”因而仿照《直隶成规》，刊定比较册式，分饬各州县“于照例详报之外，督承汇计各案，详注册内，呈送查考。”而这些措施都致力于案件审理质量的把控，未对册报格式进行改变。
直至光绪二十四年，清廷仍旧下旨“所有月报各册，务须实力奉行，如有不肖官吏仍前玩泄，视为具文，即著严参惩办”（《清德宗实录》卷429）。而此前，赵尔巽已有多年接手刑名案件的经验，其于安徽按察使任上就致力改革词讼册报格式。光绪二十八年，他坚定指明“非尽州县之不肖也。盖因每案必须摘叙起结审断案由，中小缺或数十案、十数案，繁缺则每月多或一二百案。如按旧章程，非另延专友不能得条理，非加派丁书不能供誊写，责以全报，良有为难。……盖由所立之法迫之使然，安能责备。然犹且记功记过，沿袭虚文，是以赏不足劝，罚不能施之。”他还进一步指出“盖不思变通，无论不能全报也，即使全报，上司亦不能逐案全阅，即逐案全阅，而叙次皆出于幕宾，是非半由于臆听，毫无关系……总属具文，不过州县与幕友全为一局，欺大吏以欺朝廷，何望有澈底澄清之一日”（赵尔巽：《奏为清理词讼以简明易行为主谨呈已著成效册式请饬通行由》）。此语鞭辟入里，将词讼月报格式之弊端揭露无疑，其主张的“变通”亦契合新政之需要。
赵尔巽创制并推广词讼日记简明册
赵尔巽创制并推广词讼日记简明册前后历经了八年，通过其任职地变化和职务升迁而以点带面将之落实，最终词讼日记简明册得以推行全国与其至简至易至明至备的格式以及清末新政所追求的“变法自强”目标紧密相关。
第一，赵尔巽创制词讼日记简明册。赵尔巽在安徽按察使任上创制词讼日记简明册，后将之逐步推广。在光绪二十八年上奏前，其已先后任职安徽、陕西、甘肃、新疆、山西各地，其在折中陈明“现在此册已推行于陕西、湖北、山西、新疆各省，山东、江苏亦拟采取。”如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魏光焘奏称：“又上控、自理之案多，则纠查不易，今拟刻发简明格式，名曰词讼日记简明名册。除命盗案另有册报不入外，凡出票期限、传人多寡、审结迟速、准驳当否、保押有无、书差姓名，逐日逐案照式登填……较向章益为精密，已重经刊印分发各属，实力奉行”（魏光焘：《奏为重定陕省清讼章程认真整顿恭折覆奏事》）。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称：“藩司赵尔巽前在安徽臬司任内议有简明册式，臣详加核阅清查积弊，洵得要领，已分发各属，饬令按月将已结未结案由、原被曲直、案证刁难、押犯省释月日，分晰填报”（饶应祺：《奏为新疆遵办清讼事宜酌定功过章程恭折覆陈事》）。
第二，赵尔巽奏请推广词讼日记简明册。经历庚子、辛丑之变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廷开启新政，下令广采众议，“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而“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清德宗实录》卷476）。次年刘坤一和张之洞所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为清末“新政”之范本，清廷进一步下旨，“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而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清德宗实录》卷486）。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第二折为整顿中法十二条，其中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简文法条与法制有关。如去差役条提及民间词讼的讼费问题、恤刑狱条中“禁讼累”“省文法”和简文法条中“省虚文”，这些建议与自理词讼的审理和册报有很大关系。
赵尔巽“爰参以平日阅历，拟为格式，厘定章程，凡十阅月三易稿”，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护理山西巡抚任上奏请通行，其宣称“设官为民非为官之自图便利也。若果有益于民，何惮更张。”而上奏前，其已利用护理巡抚的权力，将册式和章程分咨各省，得到了一些支持。这个奏议实则与新政相契合，赵尔巽每每言及“非简不能行，非易不能久”“舍此更无善法可以厘剔弊端”“欲不出户庭而使州县无所遁饰，上控不能捏诬，必须立一至简至易至明至备之法，乃不苦人以所难，亦不予人以可欺”“执简以驭繁”。此册式和章程的要点在于“逐日逐案照式登填，不但已准之案要填，即不准之案亦要填，不但已结未结之案要填，即中处注销之案亦要填，有一案不填或填不以实，一经上控查对不实或经委人密查得实，州县即无以自解。”具体章程共分33条，如第三条载：“呈词原列原告几人，被告几人，中证团邻亲族（凡此统谓之中）几人，俱于格内注明（被原中）几人，不必备录名姓，若无中者，将‘中’字点去。”第十一条为“案情无甚离奇，结案后不必详录，只用曲直平息四字”。总体来看，该册式设定好各项应填数据格式，在具体填报时只需填写相应的姓名、数值和结果，在表格实在无法涵盖的情形下只需略注几个字即可。这种形式极大地省却了繁文，实现了册报的简单完备，切合“省讼累”“省虚文”等要旨。
第三，词讼日记简明册允准推行并得到运用。赵尔巽的奏折得到“政务处议奏单并发”的朱批，后政务处奏称“其日记册式办法甚为简严，所拟章程防虑亦殊周密，果能认真督饬举办，于民生吏治实为有裨”。政务处进一步申述此册式和章程“视曾国藩等言之较详，行之则较简，其扼要尤在责成上官之留心考查。”加之“此册已推行于南北各省，现又由该护抚分咨各省”，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些影响，奏明“应如所请”，后经清廷降旨，赵尔巽的词讼日记简明册得以推行于全国。
各地在此后几年中一直沿用词讼日记简明册，直至清朝灭亡。如光绪三十一年，湖南巡抚端方指出：“命盗、词讼及监押人犯，久经详定章程，责令据实造报，前抚臣赵尔巽复经发给简明表式，通饬造赍，由司考核功过，办法尤为周密”（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5）。光绪三十四年，法部会奏核议热河府州县命盗词讼案件考核文武各员功过章程折时即提出“至地方词讼，尤与百姓身家性命相关。查有四川督臣赵尔巽，前在山西护抚任内奏定清理词讼日记册，最为简当，业经通饬热河府州县实力奉行”（《大清法规大全》卷16）。宣统元年新疆吐鲁番依旧沿用该册式奏报，首页列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上控和自理案件数，其次逐日列明案件中的各项数据，于次月一日申报上司（《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第71册第22至23页）。
综上，考镜清朝词讼月报册报之变革经过，可见晚清名臣赵尔巽锐意革除法制旧弊，创设册报新式，并借由新政之机将其推广，促进了各地吏治的尚实风气。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