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的机要秘书夏竦因与妻不睦构讼而被降职，在当时官场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成为夏竦个人履历中难以抹去的一处污点，甚至以纪功饰过为宗旨的碑状也无法回避其事。《夏文庄公竦神道碑》记载：“天禧初，坐闺门之故，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小两口打架怎么会影响到官员的升沉？宋人口中的“闺门之故”所指为何？这些都需要深入历史现场才能求得答案。
政坛新贵后院着火
夏竦（985年—1051年），学富五车，才思敏捷，文坛早著声誉。以“烈属”的身份入仕，后又应制科为贤良方正。“根红苗正”兼才识过人，夏竦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三十三岁任知制诰，掌出皇命，一颗政治新星在北宋的政坛冉冉升起。
可是，就在仕途升迁的节骨眼上，夏竦后院起火，“烧”得他狼狈不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对此事的记载大同小异。事件的基本经过是，夏竦发达之后，“多内宠”，导致家庭关系日渐紧张。偏偏夫人杨氏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颇工笔札，有钩距”，眼见丈夫移爱新欢，不禁起了报复之心。杨氏联合自家弟弟，暗地里写了一份状子，上面列举了夏竦的诸般“阴事”，并捅到了官府。这下子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夏母和杨母也加入战团，跑到开封府告状，互相指责诟詈，场面一度十分难看。
俗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天子近臣的家务事，开封府也觉得棘手，于是上报朝廷。皇帝知道后，很重视该案，指示御史台审理。《宋会要辑稿·刑法三》记载，天禧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夏竦“乞代母赴台证事”，皇帝批准了夏竦的请求，“如事须问母者，听就其家”。夏竦提出这样的申请，既摆出了维护孝道的姿态，又是一种诉讼策略的运用。御史台在“专案组”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夏竦提出了正式的弹劾。最后，真宗降旨，夏竦束身不谨，闺门失和，触怒清议，有玷朝选，免去夏竦玉清昭应宫判官、礼部郎中、知制诰之职，降为职方员外郎，外放知黄州。同时，皇帝特意指令夏竦与杨氏离婚。
闺门不睦与闺门不肃
官员因家庭关系紧张或爆出家事丑闻而遭贬责，夏竦并非个案。两宋政坛上此类事件层出叠见，成为颇具警示性却无法完全避免的官场现象。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名将曹彬之子、秦王女婿、内园使曹珝“坐闺门不肃，责授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宰相司马光举荐通直郎孙准充馆阁之选。岂料孙准不争气，因争女使而和妻兄发生争讼，且捏饰状词，结果被罚铜六斤，馆阁之选自然无望。保荐人司马光忙不迭地连上自劾札子，坦承孙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缺”，自责“臣昧于知人，所举有罪”，乞求皇帝降官示罚。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学识渊博的范育任光禄卿、枢密都承旨，却被言官“刘安世暴其闺门不肃，出知熙州”。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宋廷任命王彭为刑部郎中，遭到了中书舍人孙升的反对：“彭旧为刑部郎中日，御史林旦言其闺门不肃，缘此请外。人材如此，何以当中台之妙选？”皇帝降诏，王彭出知绛州。
两宋之世，因“闺门之故”而受到“关注”的官员还有不少，典型的如陈执中、孔冕、王遵诲、陈绎、王安礼、吕正己、赵亮夫等。他们中有的遭贬黜，有的被降责，最好的也是社会评价降低。神宗熙宁年间，侍读学士、知邓州陈绎“不能肃闺门”，家中婢女与士兵通奸，最终酿成惨案，“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为士论所薄。后世史家评道：“（陈绎）于狱事多所平反，惜乎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亦何取焉？”真宗时，王遵诲为劝农副使，“寓家永兴，闺门不肃”，事情眼看就要曝光，在知府寇准的斡旋下终于被“摆平”。可是当事人总是心里发虚，同僚戚纶调侃寇准，遵诲疑心是在埋汰自己。
学者把宋代的“闺门之故”分为两类：闺门不睦和闺门不肃，其程度有轻重之分。闺门不睦指的是小家庭或大家庭内部的不和睦、不和谐，闺门不肃多指家中妇女犯奸或作风不检点。（参见刘宇《北宋对官员家庭治理的要求——以闺门、女口为中心的考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这一归纳大体上符合宋代官方对此类事件的评价口径，有助于今人理解“闺门之故”的所指。
治化本于闺门
官员因家事而遭贬责，在当时恐怕难以找到律法上的明确依据，然而案件背后自有其深层次的制度逻辑。
中国古人家国并称，习惯延续至今，除反映出家与国的同构性外，也蕴涵着家庭治理和邦国治理的内在联系。《大学》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方面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易言之，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家之不齐，遑论国治？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根深蒂固的“教义”。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司马光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清人方玉润也说：“治化无不本于闺门，由寡妻而兄弟，由兄弟而家邦。”基于此种信念，欲“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
是以，官员个人的生活作风、家庭关系就不仅仅反映官员的私德，还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良窳。顺理成章地，“北宋政府将官员的家庭治理视作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旌奖那些闺门整肃的官员，惩戒那些闺门不睦、不肃的官员，成为宋廷虽未载诸律令却始终贯彻执行的基本方针。明乎此，夏竦案的内在逻辑也就昭然若揭。也正因如此，“闺门之故”不免成为政争的工具。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被弹劾与外甥女乱伦，后虽查无其事，但欧阳修仍被从河北路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降为知制诰、知滁州。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已任参知政事，“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承流言劾奏之”，后再次查无其事。但欧阳修坚辞执政之职，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知亳州。
最后补充一点，夏竦死后未能得谥“文正”，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可见“闺门之故”在古人社会评价中的权重。
［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N2214013）］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