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从精神上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文化和爱国意识，日伪大肆宣扬“日满一德一心”，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强制各级学校开设日语课程、篡改教科书等。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流亡成为一种抗争，一种对文化灭种的殊死反抗。
篡改教科书意图文化侵略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占、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歪曲历史，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意图从根本上切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介绍，1932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据日伪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余万册。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
不忍奴化教育流亡北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吴铎正在沈阳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系读书。九一八事变让他中断学业。后来学校复课，学生返校，但没有安排老师讲课，只有一名新来的音乐教员教唱伪满洲国国歌，准备迎接伪满洲国建国大会。
吴铎撰文回忆：“教了几天歌后，在日租界的体育场（现沈阳体育公园）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大会。沈阳市大中小学校的学生都被组织去参加大会，会上组织学生唱伪满洲国国歌，小学生们不懂事，扯着嗓子在喊，中学生则不然，心情都很沉重，胡乱唱，应付了事。唱得最起劲的是日本人办的南满工学堂、南满医科大学，以及朝鲜学生，简直是兴高采烈。中国学生十分气愤，骂这些学校是日本的汉奸学校，这些学生是汉奸学生。这次建国大会给我极大的刺激，让我感到东北沦陷了，被日本占领了，从此，东北人成了亡国奴。”
1932年春，吴铎大姑专程从北平回到沈阳，接他去北平读书，不受日伪的奴化教育。当时北宁路被日军飞机轰炸，极不安全。因此大姑带他走海路，经营口，取道天津到北平。吴铎后就读于东北中学。
“愚民”是日本殖民者所需要的
1947年2月，王连铮考入刚刚从四川静宁寺返沈的东北中山中学，他才找到“国”和“家”。同学们的“家国情怀”那么强烈，如一股新鲜空气，让他大口地呼吸着。此前他在鞍山接受中学教育。在他看来，那是被愚弄的记忆。“我很羡慕我的中山同学，他们万里流亡，吃了很多苦，但他们是自由的，读的是中国人的书。”1943年，王连铮从海城乡下来到鞍山国民高等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由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学生主要有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当时叫满洲人，属“下等公民”。
“1943年到1945年，我在鞍山国高读书，名义上学机械科，实际上什么也学不到，没历史课、也没政治课。只有日语才是日本教员卖力教的，督促得也紧。你不能当自己是中国人，要当日本顺民，还是下等的。老师开口闭口全是‘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天皇万岁’。升的都是日本旗和所谓的满洲国旗；等级森严，下级生见到上级生打立正，不立正就要挨三记耳光。”王连铮后来才明白，奴化教育的特点就是“不让你学到什么知识”，只有“愚民”才是日本殖民者所需要的，人聪明了谁还听你管呢。
王连铮在沦陷区的求学经历，让我们再次想起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说的那段话：“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这也是东北流亡师生万里迁徙、弦歌不辍的终极意义。文化在，国就在；国还在，就有家。
本版稿件由沈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贤忠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