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值此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日报推出“沈阳从未忘记”特别策划，依次从国货抗日、亲历回忆、警钟长鸣、以史为鉴四个专辑讲述。
且先听“国货抗日”的历史。事变爆发后，沈阳的回应不止有枪声，还有商品与招牌：刘凯平的“老火车”牙粉击败日本牙粉，杜重远的“爱国瓷”夺回被日货垄断的市场，张志良的“惠临火柴”将日本火柴挤出辽宁，而金恩祺和八王寺汽水以“金铎”为商标警钟长鸣。这是另一条战线——每一次购买国货，都是一次主权表决；每一件沈阳制造，都是一颗射向经济殖民的子弹。抵抗，从未局限于战场。
国货故事
骨鲠在喉，国货当先
——刘凯平与“老火车”牙粉
□伏桂明
牙粉是什么？
对于今天的人来讲，牙粉早已成为陌生之物。超市货架上，牙膏品类琳琅满目，从美白到抗敏，从薄荷到果香，却唯独寻不见牙粉的踪迹。可倒回百年，刷牙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儿，甚至作为化妆品，是有一定身份人的“专利”。拿一小袋或一小盒白色粉末，倒进漱口缸里，蘸湿牙刷，便是那个时代最体面的日常。
一百年前，“老火车”牙粉是家喻户晓的名牌，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北市场；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家庭仍然使用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老火车”牌牙粉在民间多被叫作“老火车头”牌牙粉——老百姓习惯把那个喷着白烟的钢铁巨人，唤作“火车头”。
“同昌行”的创始人叫刘凯平，也是“老火车”牙粉的研制者。
一
刘凯平1890年出生在辽宁义县北砖城子一个普通家庭。那是个恒产无多的中农之家，供不起他长久读书，念过四年私塾便辍了学，在家乡一家杂货铺当学徒。1913年，二十三岁的刘凯平来到沈阳，在西华门外租了两间土房，以卖咸菜为生。那两间土房墙壁倾斜，屋顶穿漏，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上街吃零食；有时钱不凑手，就吃两顿，甚至一顿。
但他天性聪明，爱读书看报，又善于思考，闲下来时就捧着一本工艺书籍不肯撒手。有一天，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了牙粉的制造方法，顿时引起极大兴趣。他试着用书上介绍的方法，买来滑石、薄荷脑，反复实验，居然真的制出了牙粉。他意识到，这是比开咸菜铺更能赚钱的生意。于是，他向舅舅借了二百元奉票，开了一间牙粉生产小工厂。
小工厂开张不久，也就是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人趁此在政治鲸吞的同时开始经济掠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抗议袁世凯的卖国行为，抵制日货。就沈阳地区的牙粉生产来讲，刘凯平的生意虽然兴隆，但产量有限，而每年却有十万打日本牙粉销往辽宁各地。刘凯平意识到，生意的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强感，使这个从义县乡下来的年轻人下了一个不小的决心：发展生产，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
1921年2月，工厂又迁到城内中街东升染房胡同，租了六间厂房，厂名定为“同昌行”，并增加了新产品——“老火车”牙粉。
火车头象征前进，有日新月异之意。他在外包装上印上四个鲜红的大字：“提倡国货”。
这个产品一上市就畅销，使日本牙粉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人生产的“苦林”“狮子”“司毛卡”等品牌牙粉，在和“老火车”牙粉的竞争中均告失败。这样，日本商人就与刘凯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日本关东军的经理科、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日本东拓株式会社、藤泽友吉商店等有关人员，都来同昌行找刘凯平百般刁难，还妄想出高价收买“老火车”牙粉牌子。这些，均被刘凯平严词拒绝。
为了表示爱国反日决心，刘凯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名，叫“骾如”，把日寇侵略东北喻为“骨鲠在喉、吞吐维艰”。这一时期，他又相继结识了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车向忱、杜重远。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投身抗日活动，参加反日演讲，散发传单，发动学生抗日，还将工厂利润拿出来资助贫苦学生读书，资助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经费。刘凯平大量的捐款如今有据可查的就有：1930年省立第一工科学校失火，他亲自带领职工去救火并当场捐助2000元；1931年辽西水灾，他捐助140万袋牙粉，折合7000元。
二
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声势，随着人们的爱国行动而日益发展。
特别是1927年以后，日本肆无忌惮地侵略满蒙。在东北强占民田，制造惨案，工业品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反日团体均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作为抗日手段。同时，还有人刊行《国货日报》，专门介绍国货名称、商标、品种、规格、性能、价格，以使家喻户晓。城内钟楼南又有国货公司，专门贩卖国货；后来又在小河沿成立国货售品所。那售品所的货柜上，摆着肇新窑业公司的陶瓷、春如墨水、纯益缫织公司的凤绸、广生行的双妹香水、双弟雪花膏、饮和汽水、八王寺汽水、大同酱园的酱油，还有瑞光肥皂、真光肥皂……物美价廉，人人争购。“同昌行”所制造的“老火车”牌牙粉，也陈列在国货公司和国货售品所的货柜里，与上列国货同受国人欢迎。
那是一个民族工业在夹缝中生长的年代。每一袋牙粉、每一块肥皂、每一瓶汽水，都是无声的抵抗。老百姓用手中的铜板投票，买国货，不买日货，便是最朴素的爱国。
“老火车”牙粉销售日益看好。1930年，刘凯平在中街贾记胡同购地2000平方米，兴建两层楼厂房，准备扩大生产。不料工程还未完工，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那天夜里，沈阳城炮声隆隆。刘凯平在东升染房胡同西头租了一所小房，以糊纸盒作坊为掩护，白天到厂里办事，晚上就住在那里。“九一八”前一晚，他来同昌行，向伙计们说，日本要占领沈阳，别泄露他的住所。炮声甫停，人们惊魂未定，警察第一分局李巡官神色仓皇地跑来告诉他：“形势严重，暂时躲避为佳！”因为刘凯平在经济上对他有过帮助，所以事前来关照，以为答报。
刘凯平为什么没走呢？同昌行二十年的辛苦经营，从两间土房到今日的规模，他舍不得。新楼直到1932年2月才告完毕。他向伙计们说：“工程完了，我再走。”
亲朋好友都劝他躲起来，刘凯平却选择了相反的一条路——参加抗日义勇军。
1931年12月的一天，在报馆任职的吴醒州来到同昌行，找到刘凯平本家兄弟刘秩章说：“有位穷朋友刘海秋，是搞地下工作的，要回北边去没有路费，希望刘凯平接济。”吴醒州是义县同乡，刘凯平慨然应允，从柜上拿去大洋七十元。吴醒州、刘海秋都是搞地下抗日工作的，他们介绍刘凯平加入了黄显声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请他担任高等顾问。刘凯平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动学生抗日，策划支援各路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等秘密工作。
三
吴醒州、刘海秋在西下洼子有宿舍，不料被日伪特务侦知。
特务先在悦来客栈将刘海秋逮捕，后到西下洼子搜查。此时吴醒州已避走，特务在炕席下搜出信封一个，上有刘凯平、刘秩章的名字。1932年2月21日，刘凯平、刘秩章便先后被捕。刘凯平是长期参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而“老火车”牙粉又充满东北市场，日本人恨之甚深，欲置之死地。被捕以后，他先在小北关西下洼子马号被扣留了一天，当晚押送到城内日本宪兵队。
刘凯平在日本宪兵队，经司令大古青堂、审判官大久保、翻译张国臣多次审讯，与刘秩章同堂七次，吊、打、灌、烤，受尽折磨，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据一位当年曾在日本宪兵队当过“宪补”的人介绍，刘凯平被捕后受到无数次严刑拷打，日本人向他提的条件是：把“老火车”牙粉外包装上的“提倡国货”四个字连同火车头图案拿掉，就将他无罪释放。刘凯平至死不肯妥协。
1932年6月6日夜，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刘凯平死刑。浑身伤痕累累的刘凯平被丢入宪兵队狗圈，任由凶猛的大狼狗将他活活撕咬至死。遇害时，他年仅42岁。
为什么宪兵队要如此匆忙处理关押人犯呢？第一个原因是，这年4月，有人向国联调查团密告：日本宪兵队关押许多中国爱国志士。日寇恐怕被国联调查团发现，就把日本宪兵队的牌子摘了，将在押人犯49名送到伪奉天警察厅看管。等国联调查团走后，又押回日本宪兵队。押来押去，人多不便，要及时处理一部分。第二个原因是，同年3月4日，发生过义勇军由沈海路车站进攻沈阳的事件。日本人怕再有同样事件发生，需要及时处理一批在押人员。
四
刘凯平牺牲后，“同昌行”几经风雨。
沈阳的公司由其四弟刘兴治经营，其三弟刘自新、五弟刘日新也在天津、成都等地开办了公司。刘凯平在世时，看到东北沦陷，即通过中国银行、敦昌银号、交通银行，先后汇往天津大洋一万多元，作为迁厂资金。他牺牲后，同昌行经常被日伪爪牙及翻译们敲诈勒索，饱受摧残，刘兴治也不打算在东北干下去，利用成品及半成品以货抵钱运送天津，又约大洋一万元。天津代销处为诚记广顺永，经理孔墨三是专卖国货的。刘自新去天津主管其事。“老火车”牙粉在天津不久，即由新牌变成熟牌、名牌。刘自新负责经营天津分厂，1932年设厂，营业日有发展，获利甚厚，生产量远超沈阳总厂之上。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同昌行不能不重视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至1937年成立沪厂。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同昌行”亦于重庆设立分厂。当时东北逃亡人士布满黄河、长江两流域，他们给“老火车”牙粉作了义务宣传员。因为它是国货，在东北时用惯了；同时又基于留恋故乡的心理——水是东北的甜，牙粉也是东北的香。“老火车”牙粉曾经相当驰名，但后来提倡国货的声浪消沉了，竞争不过南方各名牌牙膏，营业始终有限，保持着收支相抵，不亏本，不赚钱，也就算不容易了。津厂、沪厂、川厂，共有职工252人，每年贸易额约达现洋140万元。
沈阳总厂在刘凯平牺牲后一度低落，不久环境安定，职工情绪也安定下来。1932年秋，营业大有好转，比原来更兴旺了。尽管在敌伪统治之下，东北人对于“老火车”牙粉仍然爱用。尤以它是生活日用品，比其他国货销售更快更多。东北销路反而超过天津，在沈阳雇用职工70多名，贸易额年达伪币一百二十万元。
尚有值得记载一事：“老火车”牙粉的商标，原来是“青天白日旗”，到伪满也没有更改，已印成的纸袋，照常使用。新印的纸袋，把“青天白日”去了，伪奉天市公署商工科叫改印“满洲国旗”，“同昌行”以套印、上色成本高为理由，婉辞谢绝。原有“提倡国货”四个红字，改印“优良出品”。原有“沈阳”二字始终保留，伪奉天市公署商工科屡嘱改印“奉天”二字，也未奉行。
五
沈阳、天津两地的公司，都坚持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
1956年，天津、沈阳两厂只有职工45人，天津厂的投资为6951元，沈阳厂的投资为5553元。1958年大跃进，因小厂的商品生产利润小、费用大，转变为人民公社生产经营。
天津的“同昌行”，就是生产“蓝天六必治”的蓝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从“老火车”到“蓝天六必治”，一百年过去了。牙膏取代了牙粉，流水线取代了手工作坊，但“天下同昌，志在蓝天”的企业精神，却像那列喷着白烟的“老火车”一样，穿越时光的隧道，一路向前。
1987年6月，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刘凯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和“老火车”牙粉，同载抗日史册。
如今，在沈阳的中街，贾记胡同早已换了模样。那栋刘凯平来不及看到完工的两层楼厂房，也早已湮没在城市的变迁中。
历史意义
“国货抗日”的底层逻辑 ——刘凯平与“老火车”牙粉的四重历史意义
刘凯平与“老火车”牙粉的历程，是近代中国“国货抗日”运动的一个典型样本。从理论层面审视，其历史意义可从以下四个维度来说：
一、经济主权层面：以民族工业抵御经济殖民
“国货抗日”的本质，是半殖民地条件下民族资本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自发抵抗。日本牙粉每年向辽宁市场抛销10万打，刘凯平的“老火车”牙粉以质优价廉将其逐出市场，使“苦林”“狮子”“司毛卡”等日货沦为冷货。这一过程表明：民族工业的市场竞争，本身就是对经济殖民的直接瓦解。每一次“提倡国货”的消费选择，都是经济主权的微观回收。民族资本在夹缝中生长，以市场逻辑完成政治抵抗的功能，这是“国货抗日”最基础的历史意义。
二、民族意识层面：将日常消费转化为政治表达
“老火车”牙粉外包装上“提倡国货”四个鲜红大字，以及“火车头”商标寓意“日新月异、中国要日进千里”，将一件日常消费品转化为民族意识的物质载体。消费者购买牙粉，不仅是消费行为，更是政治表态；企业生产牙粉，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民族宣言。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使抗日从精英话语下沉为大众实践，从街头运动延伸至柜台货架。“国货”由此成为民族认同的符号，消费选择成为民族气节的标尺。
三、社会动员层面：以商业网络构建抗日网络
刘凯平并非孤立的企业家。他结识阎宝航、车向忱、杜重远，参加反日演讲、散发传单、资助义勇军，将同昌行的商业利润转化为抗日活动经费。更值得关注的是，同昌行的商业网络（沈阳总厂、天津分厂、哈尔滨长春推销处、各地寄卖分销处）在客观上构成了一张隐蔽的物资流通和情报传递网络。企业组织与社会运动的这种耦合，使民族资本成为抗日社会动员的物质基础和组织载体。刘凯平被捕后，其“接济地下工作者七十元”的直接行动，更是商业资本向抗日武装力量转化的典型例证。
四、精神象征层面：以个体牺牲铸就民族脊梁
刘凯平最终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罪名被处死刑，其牺牲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日本人提出的释放条件——拿掉“提倡国货”四字和火车头图案——恰恰说明：民族工业品牌本身已成为抵抗的符号，其存在就是对侵略者合法性的否定。刘凯平至死不从，以生命捍卫一个商标的尊严，实际上是以个体牺牲完成了民族气节的仪式化表达。而“同昌行”延续至“蓝天六必治”的百年血脉，则证明这种精神并未随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消亡，而是转化为民族工业的基因延续至今。
综上，刘凯平与“老火车”牙粉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一个品牌的市场成败，更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国货抗日”的底层逻辑：民族工业的每一寸市场，都是民族主权的延伸；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民族意识的投票；每一位实业家的坚守，都是民族脊梁的浇筑。这正是“国货抗日”超越经济范畴、进入民族精神史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