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民
到成都，必拜访杜甫草堂。今年清明前夕的一个下午，我第三次步入诗圣的这处逃难故居。前两次访草堂，我正值青、壮年，只是心生几分感慨，“天生我材无可用”，惋惜一下杜甫之才。而对杜甫两试不第，壮志未酬的因由，从未深思。如今年过花甲，三访草堂，思绪与以往迥然不同。
面对诗圣瘦骨嶙峋的塑像，我颇觉这尊雕塑逼真而贴切——褶皱的皮肤包着硬骨，前胸紧贴后背，穷困潦倒，仿若苦难的凝固。杜甫为逃避战乱至此，饥寒交迫，只有那一双深邃的眼睛，依然闪耀着诗圣的精气神，隐匿着看穿世道后的坚毅和悲悯。
我敬仰杜甫，不仅咏其诗，还反复读其传，颇熟悉其生平事迹。在茅屋对面寻一处树荫，坐下来静思冥想，杜甫窘迫的形象不由浮于脑际。杜甫幼年丧母，他身为小官吏的父亲再娶后，把仅两三岁的杜甫寄养在姑母家。幸而姑母待他胜似亲儿，当表兄弟二人同时染上重疾，姑母毅然舍亲子而救杜甫，才成就了后世的诗圣。
杜甫曾满怀济世雄心，在泰山之巅吟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并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奔赴长安。然而，杜甫两试不第，被权臣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荒诞闹剧堵住科举之路。他又择捷径献《三大礼赋》于玄宗，虽得“奇才”之叹，但李林甫唯恐贤才入朝，不识“礼度”，指摘朝政，坏了自家私利，杜甫仅获一个“参列选序”的空名。困守长安，竟至幼子饿死。长安10年，杜甫目睹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象。“致君尧舜上”的壮志，被现实碾得支离破碎。
安史乱起，山河破碎，杜甫携家逃难，在鄜州羌村写下“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辛酸。他冒死奔赴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双肘，换来一个左拾遗的八品微职。可不久又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他目睹了《石壕吏》中的老妇被捉，《新婚别》里征夫诀别的惨剧。这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终于洞穿官场的腐朽，遂弃官而去，携家流亡秦州、同谷，一路饥饿又逢苦雨，幼女饿得啼哭不休，他悲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
终于，杜甫辗转来到成都。在友人高适、严武等资助下，于浣花溪畔结茅屋而居，这便是现今的草堂遗址了。草堂岁月，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他种药栽树，俨然村夫野老，“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少有的恬淡诗句。然而，这恬淡背后，却是“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的窘迫。秋风卷走屋上三重茅，床头屋漏无干处，他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身陷困厄，却心系天下寒士，不断为百姓发声，沉郁顿挫的“诗史”，被后世尊为诗圣。
友人严武镇蜀，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世人称他“杜工部”即源于此。但是，杜甫并未到任，“杜工部”不过是空名罢了，也未曾得到毫厘薪俸。杜甫漂泊蜀地近6年，在成都生活不满4载。可好景不长，严武病逝，蜀中大乱，杜甫不得不再次携家眷登舟，顺长江而下，欲往荆楚。在夔州，他登高望远，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苍茫。在岳阳楼上，他面对“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浩荡洞庭，却发出“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悲鸣。这“老病有孤舟”的绝唱，道尽了他暮年的孤寂与凄凉。
杜甫漂泊至潭州，又因兵乱南逃衡州，复折返潭州。贫病交加中，他欲北归洛阳，却为洪水所阻，五日不得食。耒阳县令闻讯，派人送酒食相救。然而这最后的温暖未能留住诗圣，他最终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舟中去世，时年59岁。杜甫的一生，像一片深秋飘零的落叶，长浸于苦雨中。
再次凝视诗圣的塑像，心里无比痛惜。痛哉，杜甫一生雄才系身，却穷困潦倒；痛哉，生不逢时的杜甫；惜哉，杜甫胸怀“致君尧舜上”，却壮志未酬；惜哉，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却未获造福苍生之机。奸佞专权，扼杀人才，埋下了乱世的种子。杜甫的悲剧，岂止是其个人的悲剧。
尽管杜甫生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然而，他“诗史”的辉煌，身后却光耀千载。诗歌艺术的高峰、人格的崇高和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叠加为诗圣之魂。而这诗圣之魂，将随浣花溪水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