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华
2013年的春天，母亲平静地走完了她82个平凡而坚强的人生春秋，离我们而去，到如今已经整整13年了。13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母亲。她的一生如同一只从茧中挣扎出来的蛾子，义无反顾地向着光明温暖的憧憬前行，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毫无怨言。
母亲出生在通州海晏镇一家陈姓的贫苦农民家里，因家中孩子多，难以维持生计，外祖父只好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了人家。母亲6岁那年被送到启东聚星镇做酿酒生意的曹家当使唤丫头，从此改名换姓叫曹志芳，原名陈启兰再也不曾有人提及。原以为到了做生意的曹家可以改善一点生活，谁知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母亲在曹家包揽了几乎所有的重活、累活、脏活以及日常杂活。她的童年里充斥着挨骂和差遣，即使青春岁月也满是苦涩的回忆。后来，她离开曹家前往上海谋生，在上海棉纺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那个年代，棉纺织厂把工人当作牲口来使唤，可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地为自己挣得了衣食。
1948年，经人介绍，母亲与大她5岁、在上海大绸庄当学徒的父亲相识，随后结婚成家，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安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怀着一腔热血和对家乡、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辞了上海的工作，夫妻双双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海门，落户在海洪江家镇，开始了他们在农村的崭新生活。原本以为生活就此能庭园静好、岁月无惊，可是更大的磨难潜伏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先是5个子女相继出生，因人多地少收入低，我家成为缺粮大户，经常东家借西家凑也难以果腹，尤其是荒春三月，母亲想方设法弄来可以糊口的“粮食”，有时是红薯、土豆及南瓜等杂粮，有时是沟河边挖来的野草，有时甚至是菜场上人家丢弃的菜帮子……
父亲回家乡后一直忙于组建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无暇顾及家里。祖母早已过世，祖父也已年迈，家里的千斤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母亲要强的性格，使她样样不肯落于人后，为了让家里那帮吃得做不得的老人和小孩子吃饱穿暖，她费尽了心思，受尽了辛苦，使尽了努力。那个年月，家家靠工分吃饭，一年到头，母亲总是早早赶去上工，生怕少挣了工分，到秋后少分粮食。回到家里，哪怕累得脚后跟拖地走，还要到沟河里担水，割草养羊，清理猪圈。到了晚上，待一家老少都上了床睡着了，她还要在油灯下纺纱、做鞋、编草帘，天天干到深更半夜，周边的邻居称她为“曹半夜”。在母亲竭尽全力地呵护和照料下，我们没有饿得面黄肌瘦，祖父也得以安养天年。倒是身高不足1米6的母亲瘦到只有90来斤，但还要挑着百十来斤重的担子跟男人们抢工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天对母亲的考验还没有停止。1978年，父亲患了鼻咽癌，每年要花费一大笔钱去上海的医院做放疗、化疗。看病的钱除了一部分由单位报销外，大部分都是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来的。父亲被病魔困扰了10多年，到他去世时，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一贫如洗。
但是母亲从来不会把生活的压力转嫁到孩子们身上，相反，她知道没有文化的苦处，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能读书。在那个需要挣工分果腹的时代，母亲硬是用卖菜、干杂工攒下的钱让哥哥姐姐们都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到我读高中时，高考制度刚恢复不久，身边的同龄人因对前途迷惘，纷纷放弃学业，学习一技之长挣钱。感到家中困难的我也动摇了学习的信念，想尽早踏入社会，为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可是母亲坚决反对：“苦是暂时的，我们农村人家，读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再穷也不能不读书。”有一年，母亲实在拿不出钱给我们交学费，她果断地拆除了两间大屋，把横梁卖了，请木工师傅把拆下的地板加工成储粮柜出售，凑齐了我的学费。全家住在不足60平方米的旧屋里，在缸甏堆叠转身都困难的小屋中生活，她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把所有积蓄拿给我去交学费。母亲的坚决也深深感染了我，我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有一回，我生病了也不肯请假，瞒着母亲饿着肚子强挺着上学去了。不料课间时分，却见母亲匆匆赶来，从衣兜里掏出两只馒头。那可是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珍馐啊！两只余温尚存的馒头，让我在转身的一刻热泪盈眶。
母亲的要强自律对我们的影响极其深远，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以母亲为榜样，团结友爱，勇于创业，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相继在县城有了工作成了家。母亲开始了另一种忙碌的生活，她义无反顾地变卖了老家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跟随我们落户县城，一心一意帮我们洗衣烧饭带孩子，整天忙得像只转个不停的陀螺。我们怕她太劳累，想要请保姆为她分担活计，她却拉下脸来批评我们不做人。
母亲一辈子怕麻烦别人，哪怕这个“别人”是她的子女。1999年6月起，母亲因患帕金森病，开始了长达13年的求医问药之路。我们一次又一次陪伴母亲奔波在前往上海、南京、南通及海门各大医院的路上。母亲总是带着歉意地说拖累了我们。她因长期服用过多的神经激素药而出现强烈的药物反应，常常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甚至发展到昼夜难分。她不肯影响我们工作，也不肯让我们请个保姆陪伴她，还定下了三不原则：“不麻烦集体，不麻烦别人，不麻烦子女”。每次就诊，她总是担心我们多花钱，甚至在患病期间，还想着多为我们做些事，让我们少花些钱。2003年非典期间，我外出考察时遭遇车祸，被隔离在家中疗伤。母亲每天总是哆嗦着上灶，做我爱吃的小菜，颤颤巍巍地端到我面前，看着我吃到嘴里，才会露出放心的笑容，一直到我伤势痊愈为止。母亲的住处与我女儿上学的学校约有一站路程，她每天要把女儿送到学校门口，目送她的背影进入教室才转身回家。傍晚又是早早地去校门口等候，我们担心她，她却乐观地称之为“健康锻炼”，非要坚持下去不可。
母亲把几个儿女的冷热喜乐琢磨得分毫不差，可是我们对母亲的心思却总是琢磨不透。2012年1月，母亲不慎再次摔伤，腿部骨折又住进医院进行手术，虽然手术很成功，可母亲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她在轮椅和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那段时期，母亲的神志越加混乱，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老家的人和事。那些故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在她嘴里反反复复要讲上好多次，可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母亲内心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不舍。在县城居住的这些年，我们只是对母亲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却没有探触到母亲内心的寂寞与怀念。
在母亲弥留尘世的日子里，她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唤到床前，郑重叮咛在她百年之后一定要把她的骨灰运回老家海洪江家镇，她要和父亲葬在一起。那一刻，我才明白母亲内心深埋着对故土故人的想念之情。我们多想带着母亲回到老家去走一回田野，采一回野菜，回到老宅院去看看当年的老井，回到江家镇的桥头看一回水桥落日，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在老家人们熟悉的问候声里，紧紧地把母亲围在中间……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
2013年3月21日凌晨，母亲带着对家人的眷恋，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带着对人生的渴望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们再热切地呼唤着“妈妈”，也没有人回应了。那个花红柳绿的春天，成为冰封雪埋的冬天……
又是一年芳草绿，我们将要去母亲的坟头添上新土，送上鲜花与惦念。我们带着儿女以及孙辈一起向母亲鞠躬，我们的眉眼，我们的要强，我们的自律，如出一辙，仿佛母亲的骨血在一代一代的春天里复苏。
这是母亲留给我们源远流长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