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连璧
宋代士大夫致仕归隐，多爱披上居士衣衫，以标榜清高隐逸，把自己打扮成世外高人的样子。所谓居士服，往往通过摒弃锦绣，回避僭越色彩（如紫色、朱红等官服色），展现道德自律与精神超脱，成了士大夫与文人标榜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标配。北宋名相杜衍退休之后，却偏不赶这份时髦。《宋史》“杜衍传”载，“衍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从者十许人，乌帽、皂绨袍、革带。或劝衍为居士服，衍曰：‘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名邪！’”杜衍这一句，道尽了真正名臣的底色与风骨。
杜衍为官一生清廉刚正，从不置办私产，不营造豪宅良田。待到年老辞官，他没有回故里营建府第，只是寄居在南都应天府的简陋居所，一住便是10年。住处低矮简陋，朴素得和寻常百姓家别无两样。平日里出门便头戴普通乌帽，身着粗黑绸袍，腰间系着革带，一身打扮朴素低调，走在市井间，全然没有了昔日朝堂宰相的架子。旁人见杜衍太过朴素，“或劝衍为居士服”，便好心劝他换上居士服饰，附庸一番隐士风雅。可杜衍却断然拒绝，一句“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名邪！”就打发了他人的好意相劝，坦言自己已然年老辞官，卸下了朝堂公职，安享闲居本分就够了，何必借着归隐的由头，去窃取“高士”的虚名？
这份清醒与谦卑，远比刻意打扮出来的隐逸更难得。他不刻意避世，也不刻意清高，退休后的日子过得简单踏实。本传载，“善为诗，正书、行、草皆有法。”即闲时读书吟诗，深耕书法，楷书、行书、草书皆法度严谨，自成气韵。待客从无盛宴美酒，只有粗茶淡饭，简约随性，从不铺张奢靡。身居陋巷物质清贫，精神却丰盈自足，活得坦荡真实。
杜衍的通透与格局，临终之际更为凸显。年届80岁病重之时，宋仁宗特派宦官携太医赶赴探视，可惜终究没能赶上。弥留之际，杜衍没有牵挂家事私利，反而留下遗疏，劝诫君主，“‘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语不及私。”劝说宋仁宗切莫因天下长久安定，就放松边防守备；切莫因国库日渐富足，就随意挥霍财用，更要尽早册立储君，安定朝野人心。通篇谏言，字字关乎家国苍生，无一字提及自身荣辱、子孙福泽。他对身边的儿子只有唯一一句叮咛“努力忠孝”，并告诫家眷，自己身后丧葬一切从简，只用一枕一席入殓，墓穴矮小朴素即可，不许铺张厚葬、大肆操办。身居宰相高位，离世仍甘守清贫，不恋浮华，不谋身后虚名，这份清正自持，实在令人动容。
多年以后，曾巩写下流传千古的《上杜相公》一诗，以最贴切的文字，祭奠这位不拘于世的真君子：“水为舟楫旱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岂谓便辞黄阁议，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终好古儒林士，进退忧时国老心。只有声名随日远，不令功被管弦音。”大意是，杜衍如水利万物，对社稷民生殚精竭虑。表面说杜衍辞别相位归隐，实则暗含对其被迫去职的愤懑。杜衍崇尚古风是儒林中的楷模，无论居庙堂或处江湖皆心系天下。强调士大夫当以道义立身，而非追求世俗颂扬。
宋代费枢撰、明代黄汝亨续编的《廉吏传》，称赞杜衍“退不近名”，即退休不图清高之名。
是啊，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用什么服饰装点出来的清高，也不需要用归隐来博取名声，身居庙堂就尽心为国为民，退居乡野就守朴安身，所谓功在当代名留人心，何须借高士之名，为自己再添一分气躁与浮华而贻笑大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