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文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以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构建“三个体系”的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繁荣发展。从知识体系构建本身而言，这十年知识更新迭代、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和判断推理爆发式涌现。许多基础性范畴都在被提出来，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再像很多年前那样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或概念来解释中国，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性，对西方理论则表现出一种批判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研究者自身的意识觉醒；如果我们不觉醒，就谈不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回顾这十年，我们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推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我们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总结了中国经验，提出了中国方案，凝练了中国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这实际上为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新理论。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简单与西方式现代化对等、并列一个概念。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理论现代化具有迭代创造意义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从生产力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是工业革命那个时代，而是人工智能、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现代化动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看，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这和西方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不同”的问题，而是一种新形态，一种更高级的形态。
伴随着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我们需要在总结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建构中国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以中国为方法去观照世界，让中国的智慧成为人类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让中国的方法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放大镜、显微镜和工具箱。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体系可以说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今天认识整个世界的所有知识框架，西方人在启蒙运动后创立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也表现出来许多不足，人类文明需要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证伪”，唯有如此才能进步。而这就需要我们在方法或者“范式”层面的更新。那么，什么是中国方法？我们要树立起一种高度的主体自觉，扎根五千年文明的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凝练形成认识论范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奋斗中积淀历史智慧，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鲜活生成实践原则。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知识内容，同时也是认识工具。
因此，今天我们讲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沿着从经验到方案、到理论、再上升到方法这样的逻辑来推进。这一逻辑，和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讨论的人的新知识如何产生，有某种形式上的契合。康德讲“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所谓“先天判断”，讲的是认识的逻辑和方法；而“综合判断”，讲的是经验。过去，我们常常是用西方的方法加上中国的经验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这很容易产生错位。现在，我们应该转换为用中国的方法先加上中国的经验，去解释中国的问题，进而再用中国的方法加上世界的经验，去解释世界的问题。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古罗马的法律，到近代以来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政治学、德国的哲学、美国的实证科学，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成为了世界性的认识工具。他们认识世界的那套知识体系，都来源于当时本国国情的经验，是对所发生实践的提炼和概括。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社会实验，这一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因此，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去突破。所谓突破，不是单纯地批判西方，而是更新和新生。客观地讲，西方现代化和西方知识体系曾给我们带来很多进步。但今天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单纯“错了”，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西方所提供的这一整套方法和知识体系有一些正在失效，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不是简单地去否定西方，而是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理论，以中国为方法构建的知识体系，去“证伪”西方。波普尔讲过，一个东西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它必须能够被证伪。西方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某些局部的东西不对，而在于它把自己局部正确的东西上升为普遍的、必须让所有人接受的知识和价值。这是西方的知识霸权，是它的一种知识原教旨主义，这些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此，我们今天所为，并非否定西方，而是通过“证伪”来证明西方知识体系在特定条件下的科学性。
由此，我们今天要破除对西方的迷思：第一，建立起自己的自主性；第二，把中国的理论上升到中国的方法；第三，用中国的方法来观照中国、解释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类构建一种基于中国方法的知识体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