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山
我出生在辽西凌源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1993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告别家乡，来到省城沈阳。那年我刚读完初中一年上学期。走的那天乡亲们纷纷涌到村口送别，不知何故，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我不停地挥着手，揣着乡亲们的嘱托，拎着大包小裹，坐上敞篷三轮车，到离村3公里外的火车站。南房火车站虽小，乡亲们外出求学、务工、参军都得从这里出发，它承载、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第一次触摸到火车票。那时的我，从未想过这座车站的大小，甚至以为天下所有的火车站都是这般模样。直到火车抵达凌源火车站，走下列车的那一刻，认知被彻底颠覆——平行的铁轨密密麻麻，比南房火车站多了不知多少组，我的心里交织着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忐忑、兴奋与期待。
30多年前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每趟列车间隔时间极长。早上8时许从村里出发，中午才抵达凌源火车站，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微信、抖音，候车室里的时光格外漫长，父母在候车室坐着，我实在坐不住，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来往的人群发呆，直到夜里11时许，才等来从承德始发终到丹东，途经沈阳的绿皮火车。
检票铃声一响，我和母亲紧随父亲的脚步，顺着汹涌的人潮往火车停靠的方向狂奔，跑到车门边腿还没来得及抬，就狠狠撞在了车门台阶的边沿上，一股热血瞬间从伤口顺着小腿往下淌，我强忍着疼痛，却也来不及低头看伤口，就被无情地挤上了火车。此时车窗外还有好多人没有挤上来，看着他们无奈离开的背影，我们的确是幸运的。
上车后，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像我这样没有座位，个头又矮的小孩子，连个正常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只要列车速度稍有变化，站着的乘客就会不约而同地向一个方向倾斜，父亲见我站不稳，就用绳子绕在车厢上方货架上，让我用手拽着保持平衡，可根本无济于事，我时而像风中麦浪，时而像墙头野草。这时，一位40多岁的老乡见我处境可怜，便对父亲说：“带孩子去卫生间呆着吧，这儿太不安全了。”父亲点点头，艰难地把我连扯带拽拉进了卫生间。我们一家三口和那位老乡，在卫生间里幸福地呆了好几个小时。那时突然觉得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间，而是“豪宅”——宽敞而明亮、舒适而安稳。
30多年过去了，交通更加便利，出行多样化了。也不知道那趟承载着我离别与憧憬的绿皮火车，是否还在铁轨上运行，即便它依然穿梭，想必也不会是曾经那般拥挤的模样了。
逢年过节，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开车回老家看看，去山上走走转转，看看那里的花草树木，无论离开老家多久，我依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临走时，亲戚们总是会把家乡的土特产装满我车的后备箱，不拿谁家的都不高兴，最后总是盛情难却，满载而归。
后来因工作繁忙，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亲戚们便时常给我邮寄家乡的土特产，春节前，五姨寄来了黏豆包——有大黄米面的，也有江米面的。虽然江米面的黏豆包口感更细腻香甜，可我依然钟情于口感有些酸涩的，传统的大黄米黏豆包。
乡音难改，乡情难舍，乡土难忘，乡味难解。无论走到哪里，乡味永远是我贪恋的味道——香味四溢，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