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同
自觉锻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是破除“数字形式主义”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一论述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校准价值坐标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各省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向移动端延伸以提升治理效率、实现政策的精准滴灌。然而，有个别领导干部把政绩简单理解为平台上数值的大小，在这种以数字指标论政绩成败的错误政绩观的指导和驱动下，造成了基层治理异化的症候不断凸显。因此，深入剖析其成因与治理路径，对推进数字化转型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层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形式主义”的症候与表现
一是“技术压迫”效应。从技术设计的角度看，能够分析居民需求、优化资源调配的网格化管理平台实现了问题上报、任务派发、处置反馈、绩效考核的全流程数字化，这无疑提升了治理的透明度与效率。但是，数字治理在赋予基层“技术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上级对基层的监控和控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技术压迫”效应——网格员可以上报问题但无权处置问题，可以跟踪进度但无权调动资源。他们的角色被技术系统限定为“信息采集者”和“进度跟踪者”，而非“问题解决者”。其幻象在于这种“赋权”是以基层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并非伴随着实质性权力的下放。而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治理的技术安全、伦理安全、隐私安全、算法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基层工作者被规训为“合格的执行者”而非“能动的治理主体”，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否具有及时的反应速度和洞察力度值得密切关注。
二是“孤岛困境”效应。在数字治理实践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往往各自开发和使用独立的数字系统，这些系统在业务去重、流程再造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在街道层面无法兼容，基层社区在开展人口管理工作时，可能需要同时登录公安部门的户籍系统、卫健部门的健康档案系统、民政部门的救助信息系统等多个平台，“信息孤岛”“二次录入”的现象在街道的访谈中普遍存在。社区工作者的大量时间也因此被耗费在“填表”“刷屏”“留痕”上，真正用于入户走访、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的时间被严重挤压。其根源在于这种条块分割以技术系统的形式被固化甚至强化，导致系统之间缺乏整合的动力和机制，而街道等基层治理主体往往成为信息碎片化的最终承担者。
三是“数据空转”效应。传统上，社区工作者是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街头官僚”，他们在街头巷尾与居民面对面交流，通过观察、倾听、交谈获取信息，通过协商、调解、说服解决问题，最终建立信任、积累情感、洞察需求。而随着数字系统的普及，基层工作者的工作形态正在从“街头办公”转向“指尖履职”。其主要工作目标从解决问题转变为满足考核，最终成为被系统驱使、被指标捆绑的“系统终端”，最终陷入“为数字而数字”的怪圈，形成数据空转的典型现象。
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价值理性的具体举措与行动
解决基层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形式主义”，根本在于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重新校准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理性。
一是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不仅是党员领导干部对政绩的基本态度和总的看法，也包括对政绩的性质、政绩的批判、政绩从何而来，政绩为谁服务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它深刻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将群众的真实需求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而非仅仅追求数字指标的光鲜亮丽。这意味着在推进基层数字化建设时，必须首先明确数字化的工具属性，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方便群众办事、减轻基层负担，而非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更不能异化为向上级展示“政绩”的花瓶。
二是有效链接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从本质上讲，想要处理和解决好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回归和把握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即人文关怀与文化浓度。当前基层治理中，部分地区存在过度依赖数字平台、忽视基层干部与居民面对面沟通的现象，导致技术工具异化，削弱了治理的温度。为避免技术嵌入陷入“技术万能主义”误区，应以提升人的能力为核心，将数字工具作为延伸治理触角、优化服务流程的辅助手段，保留治理过程中的“弹性空间”与“人文温度”，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
三是防止治理目标的考核化偏移。数字系统成为考核的主要工具，基层工作者的注意力自然会向“可考核的指标”倾斜。要强化“实干实绩”的评价标准，改变过去那种唯数据、唯指标的考核模式。考核评价体系应更加注重工作的实际效果，看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是否提升了治理水平、是否增进了群众福祉。对于基层数字化工作的成效评估，不能简单地看上报了多少数据、完成了多少线上任务，而要深入实地考察，听取群众的真实反馈，将群众的口碑和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基层工作者摆脱“数据空转”的怪圈，将工作精力真正投入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使基层数字化转型回归其服务人民、提升治理能力的本质初衷。
总之，数字形式主义是技术赋能进程中需审慎防范的陷阱。愈是技术迭代升级，愈应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原点和务实管用的公平底线。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担当作为，破除壁垒，才能使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本位，才能将数字技术的红利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效。
（作者单位：中共皇姑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