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昏
合上这本小说后，脑子里第一个问题浮现：我该怎样定义这本小说？这并不是出于将作品纳入当代作家创作谱系的批评惯性，而是这本小说在风格与主题上的失焦，让我一时难以找到切入点。
首先，从主题来说，相较于以单行本印发的名字“凤凰籽”，我更喜欢它发表在《当代》上的名字——“涉过歧流”。歧流镇是主人公求学时的主要场景，也是他要逃离的地方。这正是“涉过歧流”体现出的最直观的意思。
小说的情节概括起来很简单，一个决心朝前走的男孩追逐着远方，在他未曾留意的身后，故乡悄然坍塌。东来对主人公一路走来遭遇的困境与隐痛做了详尽的描绘，这也是这本小说最突出的亮点。它让读者关注到一个从“边缘”去往“中心”的人，要跨越多少关隘，舍弃多少温情，孤独的心脏又会被插上多少带来隐痛的细小木刺。“歧流”在情节中表达出的不只是地理的偏僻和社会资源的贫瘠，还有那些切肤的困顿和荒芜。它们如阴影般在人身上铭刻印记，带来落差与嫉妒交织的苦楚。与主人公相似的逃离者们只能独自消化、忍受一切，然后伤痕累累地继续前行。
故事最后，主人公虽凭借幸运和决心走出了作为地理空间的歧流镇，却始终被歧流镇为他打上的烙印羁绊。他，以及与他共享同一份命运的月龙老师，直到小说结尾也没能真正走出歧流镇。被内心的歧流所困的人们，只得一次又一次迁徙，向着那个虚幻而美好，被许诺了幸福的异乡行进。但迁徙又不仅仅是主人公、月龙老师和安迪的命运。如果将迁徙视作为了填平落差而不断进行的运动，那么它也是主人公的养母，已过上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杜丽的命运，甚至连她的亲生儿子杨克森也未能幸免。在东来的笔下，匮乏成为了人之生存的根本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的亲生父亲李国胜在故事中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在其他人都在竭尽所能摆脱现状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选择“涉入歧流”的人。从广州打工回家以后，他感到自己与城市生活之间存在深厚阻隔，由此放弃了一切向外的机会与可能。他一直安静得近乎木讷，就像那些落在灯火辉煌的城市边缘，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村庄。比起书中动辄长篇大论的其他角色，他唯一一次的袒露心迹也不过寥寥几语，却声若钟磬。“每个人都说要向前看，为什么不能向后看？”只此一句，便让他站在那些奔逃着的角色的彼岸，与他们对峙，为小说拉扯出一道思辨的张力。
从写作的层面来看，东来处理文本的技术非常成熟。她的语言像流水般蔓开，从心理描写到景物描写，从叙事到诘问，均呈现出优美的曲线感。于是在平顺的节奏下，故事流淌、消逝，留下潮湿和血痕——那是她笔下的，关于爱和恨的形状。此外，她对角色的内心刻画尤其出色，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生活中那些或轻或重的暗流在穿过人心时会激起怎样的感触。如果说一部好小说的标准之一在于使人重新发现人，那么东来无疑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这一点。
从故事的主题，可以发散出非常多的探讨空间。有关城乡，有关教育，有关阶级，有关个体的选择和时代浪潮下传统的倾覆。它命中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人的共同经验与共同焦虑，并从人物心理的极幽微处拨弄那些仍新鲜着或已麻木的痛感。这正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力求达到的目标。
但遗憾的是，《凤凰籽》很难与19世纪被巴尔扎克、司汤达与托尔斯泰建立起来的那种标杆式的现实主义写作画上等号。它们拥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社会批判角度，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梭其中，编织出一桩又一桩鲜活的事件，并以一种近乎科学解剖般的冷峻笔力，直抵时代的核心矛盾。相较而言，《凤凰籽》的故事尽管完全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支撑起它的脉络和肌理，仍然是个体化和情绪化的。人物难以抑制的自怜完全压过了对现实世界的描绘与洞察。角色的同质与单调也是一个问题，在东来的笔下，几乎全部人物都缺乏人性的多层次与善恶交织的复杂度——这与小说中事件能量的稀薄有直接关系。他们往往没有自己的语言特点，我看不出农民国胜与大学教授杨爵夫妇在用语习惯和说话方式上有任何区别。另外，在作为情节强推动因素的事件之间，太多悲喜和思考被功能性的台词与描写倾倒而出，沦为并不高级的观念展示与说教。那些明明已经用十数年时间跨越山海的角色，不见任何成长的弧光，全无足够的力量穿透更坚实的壁垒抵达现实的深处。这就让《凤凰籽》中牵涉的那些极有价值的议题没有得到透辟的书写，显现出向消费式的苦情滑落的危险。
即便有着一些不足，但东来和她的《凤凰籽》以一种立于当下的现实主义关怀，尝试完整地描摹出一代人的生命轨迹的决心依旧值得肯定。她在情节叙述上的圆熟和敢于开垦复杂的现实题材的勇气，给予了读者一个对她的创作保持关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