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宇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的一声轰然炸响，撕碎了东北大地的宁静。
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柳条湖事件，如一把淬毒的利刃，猝然刺入中国东北的心脏。短短四个多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主要城镇相继沦陷，今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亦遭日军铁蹄践踏。一百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为侵略者肆虐的屠场。在这片惨遭蹂躏的土地上，汉、满、蒙古、朝鲜等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下，他们打破地域界限、凝聚全民力量，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用十四年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彪炳史册的抗战史诗。
国难当头
义勇军烽火燃遍山河
山河破碎之日，便是抗争开始之时。
当日军的铁蹄在东北大地上任意肆虐，当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山河尽失，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成为东北抗战的指路明灯。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沈阳城前夜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满洲省委就在这座刚刚沦陷的城市里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字字铿锵，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明确指出武装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号召东北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武装起来，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北”，发出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时代强音。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早的动员令。随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为东北抗战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引领。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下，素有反侵略传统的东北民众，以及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甘沦为亡国奴，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等抗日武装。这些自发兴起的队伍，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
从辽沈大地到松嫩平原，从长白山麓到呼伦贝尔草原，抗日的火种在各地点燃，迅速汇聚成燎原之势。黄显声、高鹏振、唐聚五、邓铁梅等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转战辽西、辽东；李杜、冯占海、王德林等率部自卫，掀起吉林抗战浪潮；马占山领导黑龙江军民在嫩江桥奋起抗战，打响了东北正规军武装抗日的枪声；苏炳文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满洲里与日军殊死激战……各部义勇军跨域联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至1932年，东北各地义勇军发展至三十余万人，活动范围覆盖百余县，形成全民抗战的壮阔声势。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兵力、后援等方面与敌悬殊极大，他们奋勇杀敌，歼灭日伪大批有生力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然而，义勇军因缺乏统一领导、组织松散、补给匮乏，在日军重兵“讨伐”下，各地斗争逐渐陷入低潮。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东北抗战的大旗，着手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东北抗战力量，推动东北抗战从分散自发斗争走向有组织、成体系的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
砥柱中流
中国共产党擎起抗日大旗
星火虽微，可成燎原之势。
从1932年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童长荣、冯仲云等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分赴东北各地，创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武装，开启了东北抗战从自发到有组织、从分散到统一的历史进程。
南满。杨靖宇深入磐石、海龙，发动群众，于1932年冬创建磐石反日游击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抗日武装。游击队迅速粉碎日军多次“讨伐”，开辟了以红石砬子和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东满。1931年秋至1932年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各地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秋收、春荒斗争，建立反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及农民赤卫队。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地相继建立起反日游击队。各游击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屡次挫败日军“扫荡”，为东满游击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下转4版） （上接1版，白山黑水，“我们”曾经共赴国难）
吉东。先后建立起宁安工农义勇队、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等多支抗日力量。
北满。赵尚志、冯仲云深入巴彦、珠河、汤原，发动农民群众，相继组建巴彦、珠河、汤原反日游击队，活跃在哈东、松花江下游一带。他们深入敌后，袭扰据点、破坏交通线，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逐步开辟了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中共满洲省委坚决贯彻指示精神，主动团结义勇军余部、山林队等武装，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核心，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3年9月至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七个军相继成立，游击区扩展至六十余县。
东北各地的抗日力量，逐步凝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1936年2月20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宣告诞生，先后编成十一个军，鼎盛时期达三万余人。活动区域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抵乌苏里江，西达呼伦贝尔草原，构建起覆盖整个东北的抗日游击战场，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东北抗联的组建，标志着东北抗战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建制规范、各部协同作战的全新阶段。
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与魏拯民、王德泰领导的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转战东南满，在辽吉边界痛击日伪军。吉东地区的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组成第二路军，在统一指挥下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在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下游地区与敌周旋苦战。赵尚志、李兆麟率部西征，指挥第三、六军驰骋黑嫩平原，取得冰趟子大捷。1939年至1941年，北满抗联第三路军先后三次向呼伦贝尔开辟新游击区，与当地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相互策应，互为依托，持续牵制、打击日伪军，极大动摇了日伪殖民统治根基。
同心御侮
白山黑水共铸民族脊梁
东北十四年抗战，东北抗联以气壮山河的牺牲，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篇章。
日军为彻底消灭抗联，除残酷军事“讨伐”外，还推行“集家并屯”“保甲连坐”等法西斯政策，妄图切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抗联装备与日军天差地别：日军有飞机、坦克、重炮；抗联战士连每人一支步枪、几十发子弹都是奢望，许多人只能用大刀、长矛浴血拼杀。漫长严寒的冬季更是绝境——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寒中，抗联将士无棉衣御寒，只能裹着破旧单衣，冻掉手指、脚趾者不计其数；无粮食果腹，只能嚼草根、啃树皮、煮皮带、饮冰雪；无固定营地，便在雪窝中露宿，常常一觉醒来，身边已有战友冻僵长眠。
即便身处绝境，东北抗联将士始终坚守信念，绝不放弃。他们用钢铁意志抵抗敌人进攻，以血肉之躯捍卫每一寸国土，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对民族、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杨靖宇，河南确山人。1932年受党派遣奔赴东北，至1940年壮烈牺牲，在东北浴血奋战整整八年。他领导抗联第一路军，在长白山区与日军血战数百次。1940年2月，杨靖宇在濛江孤身与敌周旋数日，最终壮烈殉国。残忍的敌人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
赵尚志，辽宁朝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他曾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却始终对党赤胆忠心。他率领抗联第三军纵横北满，打得日军闻风丧胆。1942年2月，赵尚志率小部队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叛徒出卖，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连日军都为之折服，在审讯记录中称其“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
赵一曼，四川宜宾人。她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奔赴东北。先在沈阳、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后赴珠河（今尚志市）组织抗日武装，白马红枪，驰骋沙场。1935年冬，赵一曼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面对日军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就义前，她给年幼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还有魏拯民、陈翰章、汪雅臣、曹亚范、李红光、王德泰、许亨植、“八女投江”的巾帼英烈……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牺牲时大多年仅二三十岁，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却怀揣着共同的信念——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赶出中国，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他们以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撑起了白山黑水间不屈的民族脊梁。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东北抗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0年冬，抗联主力部队仅剩千余人。据统计，东北抗联仅军以上干部就牺牲三十余人，这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十四年间，东北抗联历经大小战斗上万次，牵制日军兵力达七十六万余人，歼灭日伪军十七万余人，有力地迟滞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为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四载浴血征程，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忠诚于党的信念坚定，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精神植根于东北的广袤大地，凝聚着东北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
白山依旧巍峨，黑水奔流不息。历史不会忘记那段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的苦难岁月；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英烈们，他们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这片土地，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自古便是血脉相通、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东北十四年抗战，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也是一场彰显东北人民共克时艰、团结御侮的伟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各地人民紧密团结、协同作战、并肩前行，是战胜侵略者的强大力量；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更是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铭记历史，既是缅怀先烈、不忘国耻，更是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战的团结抗争精神，传承东北人民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家国情怀。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