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岸
几十年过去，每听到、看到“老师”两个字，我的眼前必会浮现李文会老师的笑脸，和那两块糠麸面的黑饼子。那饼子的颜色是掺了过多麸皮的、一种沉甸甸的暗褐，像荒地上的一块贫瘠的泥土，被母亲的手拢成了团，在锅边烙出了一层焦硬的壳。它哽在记忆的喉头，每每想起，总先泛上一股粗粝的、刮着嗓子眼的滋味。
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学校组织春游，去十里外的辽河滩。
老师问“都带干粮了吗？”
“带了！”同学们朗声答着，手举到半空里。好像只有我嘴唇跟着动了一下，手臂像坠了秤砣，缓缓地举到耳边，就停下了。
春游的前夜，我听见母亲在灶间轻轻地叹息。清晨，她将两块黑饼子用纸包好，塞进我的书包，低声道：“老二，想着吃，别饿着……”我低下头，不敢看母亲的眼，只默默地将书包带子攥得死紧。那饼子的分量，隔着层布，沉沉地压在我单薄的脊梁上，也压在我稚嫩的心上。
河滩的柳枝才抽出些鹅黄的嫩芽，风里已有了暖意。我们像一群出笼的雀儿，在沙地上疯跑，寻着蚯蚓，追着浪花，采着还未开花的蒲公英。当太阳晃晃悠悠爬到头顶，所有疯玩的兴致，便都被肠胃里那只渐渐苏醒的、咕咕叫的鸟儿啄食干净了。午餐的哨子还没响，同学们已迫不及待地围坐成几个小圈，像在举行某种庄严的仪式，郑重地打开自己的包裹。
那个嘴唇常年像用肉皮抹过的张大可，率先拿出一个白面饼，饼子从中剖开，夹着厚厚的、酱色的煎肉片，油渍已微微渗润出来。他夸张地咬下一大口，含糊而得意地“嗯”了一声。脸蛋上总是有心无意地黏着两个大米饭粒的陈小兵，揭开一个锃亮的铝饭盒，里面是满满的一盒大米饭，旁边一个小搪瓷碗里，竟是黄灿灿、油亮亮的炒鸡蛋，那鸡蛋炒得纯粹到连点充数的配菜都没放。就连平日里不起眼的陈冬梅，也掏出了一包夹着芝麻白糖馅的缸炉，一块块儿掰着，放进嘴里，勾起我记忆中那种香滋滋、甜腻腻的味道。
有人回头，看见独自坐在外围的我，便扬声问：“哎，你带啥好吃的了？拿出来瞧瞧呀！”
我的脸腾地烧起来，血往上涌，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想说，我早上吃得太撑，这会儿一点也不饿。可肠胃却在此时清晰地、响亮地“咕噜”了一声，出卖了我所有的伪装。我悄然站起身，在更多的目光聚拢过来之前，抓起书包，强作从容地走向那片稀疏的杨树林。
我背靠着一棵粗糙的树干滑坐下来，羞愧与委屈，此刻才后知后觉地漫上来，呛得鼻子发酸。我恨那油汪汪的嘴唇，恨那黄得刺眼的炒鸡蛋，更恨自己书包里这两块见不得人的黑疙瘩。磨蹭了许久，肚子叫得更凶了。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完成一件极羞耻的事，哆嗦着手解开书包系带，取出那个纸包。
几个捣蛋鬼不知何时摸到我身后，当那一双双可恶的眼神与我对视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硬着头皮，把那几层纸剥开，纸上躺着的，哪里是那两块黑沉沉的饼子？分明是四摞码得齐齐整整的蛋糕！那种只有过年时，奶奶才在锁着的板柜里摸出来，分给我们的蛋糕！
一个声音叫起来：“这家伙，怪不得躲起来，原来带了一大包蛋糕！过年才吃的蛋糕！”
蛋糕很快被分享完了。我揉了揉鼓鼓的肚子，当最后一点碎屑也舔净，才站起身，拍掉身上的浮土，定了定神，慢慢走出林子。
回到河滩，同学们填饱了肚子，三三两两地追逐嬉闹。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逡巡着，最终，在远离人群的一棵老槐树下，看到了李老师。
她独自坐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微微侧着身，手里正拿着什么，小口小口地吃着。阳光透过槐树稀疏的枝叶，在她洗得发白的淡蓝衣衫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慢慢走近了几步，终于看清她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两块黑沉沉的、再熟悉不过的糠麸饼子。
老师忽然转过头来。视线相撞的瞬间，她笑着，笑容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窘迫，她举起手中那块咬了一半的黑饼子，朝着我，顽皮地、得意地摇了摇，一下，又一下。那动作轻快极了，像摇晃着一个拨浪鼓，分明在说：“瞧，你的好吃的，被我‘偷’来啦！”
我僵在原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滚烫的热流从心口直冲向眼眶。我咬着嘴唇，把眼泪忍了回去。这一忍，竟是几十年。忍不住的，是一个少年对老师一生的敬重！
三年前，老师的葬礼上，我痛苦又无奈地把忍了几十年的眼泪回赠给了老师。那泪水中，隐藏着当年被老师小心呵护了的、一个穷孩子最朴素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