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限
丙午新正，晨起研宿墨。松荫窗下，写《松荫浴马图》。
笔落之际，忽然想起辽宁博物馆那一卷《虢国夫人游春图》。那画里的三花马，我曾隔着展柜玻璃，低回流连过许久。
辽博新近大展《诗画中国》展事已过半，馆门前依旧是日日长队。人影幢幢处，多是奔那卷宋摹本去的。岁末冬残，立春刚过，展厅里人多却不喧哗，人们在那八骑九人面前，敛息屏气，仿佛怕惊动了千年前的那个春日。我曾在画前站过一个下午，看那些衣纹、鞍鞯、鬓发，看那匹三花马。它驮着一个时代最风华的瞬间，从张萱笔下，走到北宋摹者的绢素上，走到金章宗的题签里，走到乾隆的御览之宝下，走到1945年沈阳东塔机场的仓皇遗落，走到1950年杨仁恺先生的案头鉴定，走到今天——走到我这一纸新墨的松荫之下。
三花马。唐人最讲究这个。马鬃剪作三瓣，是宫中的规矩，也是身份的注脚。那一年虢国夫人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骑的想必也是这样一匹马。张祜的诗写得太好，好到一千多年后，我们闭上眼还能看见她素面朝天的样子。
然而她到底长什么样？画里八骑九人，哪一个才是她？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先生在展厅里曾为我细细排过：队尾抱婴妇人，衣色沉暗，神容敛抑，可先摒去；余者之中，马饰红缨方为贵胄，马鬃三花乃极高等级，如此筛过，便只剩两人。抱婴妇人所乘亦三花马，却全无世家贵女的矜贵态，亦非主角。于是只剩队首那位男装者——神采卓然，一马当先，正合史载“喜着男装、性骄纵”的虢国夫人。
可是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里偏有另一番见解。他说唐人出行仪仗，主人例居队中，前为导骑，后为护从。以仪轨度之，画卷中央那位着淡青上襦、披白绫披帛、系红罗长裙的贵妇，方是本尊。她眉目端庄，肃然有仪，面上略无脂粉痕迹，正应了“淡扫蛾眉”之句。
一在队首，一在画中；一说男装，一说盛妆。两说各有所本，各成理致，俱不能全然服众，亦不能全然驳倒。千载之下，画中人究竟谁氏，仍悬而为谜。
可我倒觉得，这谜底不必急着揭开。有些事物，一经确指，反失了韵味。好比毛边书，裁一页，读一页，那仪式感正在于未裁的期待——亲手揭开美人面纱，于灯下细细端详，总比一览无余来得动人。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不也正是这样一部毛边书么？它把谜题留了一千多年，让一代代观者在画前驻足、低回、猜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每个答案都有它的道理。
这谜，才是国宝的裁口。不裁，永远有一份期待在。
张萱作此卷时，未必想留什么谜。他只是画下他眼中长安女子的日常——她们骑马，着男装，昂首行于通衢，素面直叩天子。那是盛唐女子的气象，自信、从容、敢爱敢恨。武则天曾君临天下，太平公主曾权倾朝野，上官婉儿以才女掌制诰。杜甫写《丽人行》，字字是杨氏春风得意：“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张萱取诗意落墨，将一段盛世绮罗，凝入绢素。
那时的长安，礼教未成枷锁。女子可以骑马，可以着男装，可以在春日里结伴游春，把笑声洒在曲江池畔。
然后是唐天宝十四年。安史金戈铁马破潼关而来，长安一夕倾覆。玄宗入蜀，六军不发；马嵬坡下，贵妃赐死。虢国夫人仓皇西奔，走投无路之际，手刃子女，引颈自刎，刃伤喉中，僵而未绝，被执入狱，竟以伤重窒息而亡。
一代红妆，化作乱世尘埃。
唯有这一卷游春图，留住了她最风光的那个春日。画中人还在笑着，骑马，赏花，不知道命运已在转角处等候。
那三花马还在。它从张萱笔下走来，走过北宋摹者的砚池，走过金章宗的瘦金体，走过乾隆的“石渠宝笈”印，走过烽火离乱，走到辽博的展厅里，走到无数观者低回不去的目光里。
也走到我丙午新正的松荫窗下。
搁笔时，窗外松枝微动。案上墨痕新干，画中三花马静静立在松荫下，鬃毛丝丝可辨。
千年前的春风，原来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