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缜尔
汪曾祺的人生也许不算传奇，但他的作品却是个传奇。在笔者所涉猎的现当代文学中，汪老的作品老少咸宜，尚未发现有出其右者。
我集中关注汪曾祺的文字，还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对于他的作品，才涉猎了两部。一部是厚厚的《汪曾祺回忆录》，一部是《汪曾祺全集》（诗歌、杂著卷）。读前一部作品，得以探寻写作的秘境；读后一部作品，得见其中关于谈写的片段，包括对自我写作水平的评价、对为什么写作的交代，以及如何写出好作品的经验。关于他的传记，在不经意间读了两部。一部是《草木人生：汪曾祺传》，一部是《汪曾祺文学自传：宁作我》。读罢汪老的作品和传记，我得出一个结论：汪曾祺是一个闲人、一个文人，一个闲逸的文人。
关于他的“文”，那的确是纯粹得不得了。在他的笔下，文学和艺术融合得特别完美，有时就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关于他的“闲”，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吃货”，而且还是一个水平不一般的“厨子”；而他对人生的通达，以及对一切生命的眷顾，都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总之是因其闲逸而另类，因其另类而闲逸。
研究一位作家，品读他的作品，尤其应注重其书信，因为大多数书信写的时候并没想到要发表，因而更为真实。笔者从汪曾祺全集《书信卷》中，至少读出了他的三个侧面：
文人汪曾祺
所谓文人，过去通常指读书人，且多指会做诗文的读书人。真正的文人，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尊敬的。而他们乃是专指道德和文章兼美的人。每个人都有事功追求，但于文人而言，倒在其次。汪曾祺成名较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已“文字飘逸”。大学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员、博物馆职员，不过为稻粱谋。新中国成立后，做文学期刊编辑、京剧编剧，一直与文字打交道。
道德和文章一般高，绝非小事，乃是文人一生一世的追求。早在1944年，汪曾祺写信给他中学时的同学朱奎元说：“教书不易偷懒，我在一个制度之中，在一个希望之中，在一个隐潜的热情环围中。写文章更不能马虎，我在这上头的习惯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多么矜重于这个工作，我像一个贵族用他的钱一样用我的文字，又要豪华，又要得体，一切必归于恰当。因此，我的手不够用，虽然我的脑子，我的心是太充沛，太丰足，我像一个种田人望着他一地黄金而踌躇。”
20世纪80年代初期，汪曾祺终于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黄金期。他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
在写给夫人施松卿的一封家书中，记录了他在国外的一篇讲演稿的内容，其中写道：“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
1991年，71岁的汪曾祺与编辑家范泉先生在信中畅谈写文章的经验。他说：“为写文章，尤其是散文，就要读一点书。平常读书，稍有发现，常常是看过也就算了。到要写一点东西，就不同了。朱光潜先生说为写文章而读书，会读得更细致，更深入，这是经验之谈。文章越写越有，老不写，就没有。庄稼人学种地，老人们常说‘力气越用越有’，写文章也是这样。带着问题读书，常常会旁及有关的材料……写文章引起读书的兴趣，这是最大的收获。写作最好养成习惯。老舍先生说他有得写没得写，一天至少要写五百字，因此直到后来，笔下仍极矫健。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生命状态最充盈、最饱满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我有同感。笔耕不辍，乃长寿之道。”
汪曾祺性格耿直，他的言行举止，都是自然流露，道德文章做到这个份上，足可令人叹服。
凡人汪曾祺
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凡人，但其乐趣、苦恼，乃至境界各不相同。作为凡人的汪曾祺，他给人的印象是豁达乐观的，豁达里是格局，乐观里是智慧。
在写给朱奎元的信中，他乐观地对待贫穷：“我已经穷出骨头来，这点时候还怕等吗。你只要想我不久就可稍稍阔起来，有两件新大褂，一双皮鞋，一双布鞋，有袜子，有手绢，有纸笔，有书，有烟，有一副不穷的神情，就为我高兴吧。”
他不能没有书的生活。在另一封信中，汪曾祺对朱奎元说道：“你的眼睛脑子相当够了，所差的也许只是笔，文字。而我觉得文字是不难弄好的。我想起你说过要学写文章的事，你不必认为不可能。自然，我并不劝你成为文章家或文人，你只要为自己写点什么，不为别的人或事。”也就是说，不能有功利的想法。否则，欲速则不达。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汪曾祺不止一次地在信中强调这样一个想法：“我现在变成一个为人注目的作家，很不舒服。希望不要有人注意我，我就是悄悄地写写，悄悄地发表，读者悄悄地看看，这样最好。”
俗人汪曾祺
凡人固俗。人可以入俗，但不可以媚俗。不过，既然那凡人之“凡”有所不同，那“俗”中的分野自然可见。
曾经有人说，乡愁固然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和期待。那么，假如一个人，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他还会有乡愁吗？笔者以为，乡愁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只要生命有源、有根，那就会有乡愁。但是，无论如何，乡愁都不过是一种情感，它不能妨碍一个人的视野。汪曾祺在信里，不赞成沈从文要黄永玉回老家凤凰。理由是：“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话虽如此，究竟是过于现实了，便是一个“俗”字作怪吧。
家乡固然养育了我们，但如果始终束缚在一小片土地上，我们的感情虽然是真挚的，但我们的视野会是狭窄的，思想会是促狭的，消解它们也需要环境，需要读书来加以改造。
闲话一个人物，特别是闲话一个历史上的名人，不通读他的全部作品，不了解他的整个生平事迹，恐怕是没有资格的。但也不尽然，闲话其一，便得了“一”，更何况已经闲话了其“三”，便是多得了。闲话他人，毋宁说也是在闲话自己，那思想和感情都已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