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丽霞
90多年前的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危在旦夕。1933年2月，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带着1.3万多箱精华文物紧急撤离。这些文物，在连天炮火和万水千山之间辗转流离，最长时间长达15年，当战火平息，2900多箱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去中国台湾，10000余箱文物留存中国大陆。关于这段历史，像“陈仓石鼓”上的刻字，有的已在岁月里风化脱落，有的已丢失或漫漶不清。著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在《故宫文物南迁》里，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以作家的文学表达，带我们重新踏上那条艰苦卓绝的南迁之路。
30万字的写作，结构清晰、完整，充满海量信息，极少个人抒情、主观陈述。从头至尾，作者用扎实的历史碎片，繁茂的细节，绵针密线，精心缝掇出一件百衲衣。每一个碎片都来自故宫人的日记、回忆录，课题研究成果，相关人员撰写的书籍，地方志、老报纸，无一处无来处。据不完全统计，参考书目中文献汇编55卷，参考的原始著作18部，研究著作67部，汉译著作16部，相关文章40篇，全书引文达635处。
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尽可能穷尽所有。
祝勇还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出现在文献档案中那些枯燥、陌生的地名，祝勇都尽可能地抵达现场。文物南迁所到之处，当年百姓曾慷慨地把当地规模最大的建筑——一座寺庙、六座祠堂拿出来存放文物。祝勇向当地老乡反复打听，找到了“六祠”之一的易祠。此时的易祠，只存几间木屋，四周杂草丛生，屋角布满蛛网，瓦檐上布满苔藓，却仍然给他带来极强的现场感。历史仿佛被尘封在这里，仿佛转过一个屋角，他就会与故宫前辈们迎面相撞，纸页中的历史因此变得立体、饱满和生动。
谁都无法完全复原历史，祝勇做到了尽可能靠近真实。这样的写作态度，是令人敬重的。
故宫文物南迁，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大背景下的另一场抗战。或者说，是在中国军人抗日炮火的掩护下，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又小心翼翼的文化抗战。因此，作者以极大的心力，梳理了抗日战争的背景、线路，对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西迁又分西迁南路、西迁中路、西迁北路）、东返、北归，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让我们对发生在90年前的那场文化壮举有了更准确的认知。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通过《故宫文物南迁》这本书，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丰富繁茂的细节，是历史骨架上的血肉，是开在时间深处的花朵，是非虚构写作最为看重的，也只有细节，才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些细节，有的是作者在布满尘埃的纸卷里翻找出来的，有的是通过采访故宫文物南迁亲历者获得的。这部著作，有大量的细节，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写：“如果不努力去打捞历史记忆，那么那些生动的细节将隐于历史的黑洞。”比如，被派去台湾看管文物的庄尚严先生，在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两个字。旁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只有他的儿子庄灵先生凑到他的嘴边，反复聆听，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这个细节是祝勇通过采访庄灵先生获得的。
全书文风朴素，克制。没有太多的抒情和议论生发，在令人泪目处，大多戛然而止。即使有一点个人情绪的表达，也非常克制，篇幅极短。郭植楠，是唯一留下姓名的为守护故宫国宝而牺牲的军人。故宫人在北归前将从前住过的房子移交给地方，烈士郭植楠的妻子李桂华怀着身孕，借住在一座小庙，孤苦无依，她给峨眉县县长写下一封信，“暂武庙最后端自建住房一所居住”。祝勇在峨眉市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一页薄纸。对李桂华的命运，祝勇是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所能打探到的有关李桂华的最后的消息了。我不甘心，但我真的再也没能找到与她有关的档案，连一张户口卡、一本粮油证，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没有找到。她就像一粒灰尘，存在着，却又与不存在没有什么区别。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她步履维艰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故宫文物南迁，一切起于故宫，又不止于故宫。书中涉及了多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普通人。按照历史档案、研究资料、田野调查、人物访谈的指引，作者拉开了写作的宽度。在宏大的历史空间里，这些人秩序井然地出现在故宫文物南迁的队伍里，这个队伍蔚为壮观，也包括籍籍无名的老百姓。他们以自己的坚忍和慷慨，诠释另一种抗战精神。他们表现出的高贵，比多少达官贵人更值得书写。
故宫文物南迁，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史诗，每一行诗句，都是中华民族对文化的坚守与信仰。这跨越2万里的文明壮举至今仍有无数的秘密和故事，不为人知，或正被遗忘。对先辈的致敬，就是守护好全民族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