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莎
我的小弟，1.86米的个头，戴着文弱的方框近视镜，身上肌肉却不少，胸前练出了6块腹肌。他身高还不足1米时，我们就一起四处闯荡了。
那一年他3岁，我5岁，我未经父母同意，私自带他去离家近二里地的东沈合社，看柜台里的玩具和小汽车。我正看在兴头上，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一时找不见我，自己跑掉了。我吓得不轻，那可是我们家的老疙瘩呀。后来听母亲说，他边跑边哭边喊：“丢啦！丢啦！”却还是自个儿找到了家。
他六七岁时，我们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玩，在一个喷水池旁边，被一个正要表演的老头吸引住了。那老头又高又胖，秃脑壳，大圆脸，鼻子好像被啥东西压扁了，不见鼻孔，只见三个小肉瘤，说话鼻音很重，嘶哑难听，现场有个组织者高声说：“王老先生要请我们大家伙儿吃西瓜啦！”
掌声响起来，小弟兴奋坏了，那可是经济困难时期啊。但那大胖老头只是用怪怪的假嗓唱着关于西瓜的小调，还翘起兰花指，迈着女步，右手上的大蒲扇从左胳肢窝里伸出去，一扇一扇，哪来的西瓜？
表演结束，大胖老头在前呼后拥中十分陶醉地离开，小弟这时跑到路边，也要上演他的节目了。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自己的鼻子，向老头做起了鬼脸。这下可犯了众怒，大胖老头和追随者们都咆哮着冲过来，小弟撒腿便逃，那速度应该是破了自个儿的百米纪录，不然一顿胖揍是躲不过啦。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随父母下乡，小弟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寒假时他闲极无聊，就拿我们家养的捕鼠小猫“狼狼”寻开心，用秫秸做成老农耕地用的犁杖，套在“狼狼”身上，还用一块布给“狼狼”做了个头巾，并在它脖子上挂了个小铃铛。“狼狼”戴着全部行头跑个不停，逗得我们笑个不停。那套袖珍犁杖做得非常逼真，乡亲们见了都叫好。
我的父亲抗战时曾登台演过曹禺先生的话剧，朗诵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身上的文艺细胞在小弟身上得以传承。小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京胡，刚开始听着像杀鸡，可架不住他痴迷，架不住他死磕，渐渐地上了道，越拉越带劲。他还能字正腔圆地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唱段，尤其是童祥苓那段高腔：“穿林海跨雪原”，在十里八村老有号了，成为村文艺队里的台柱子。
20世纪70年代初，父母因故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家的乡间住房比较偏僻，他们便在临行前嘱咐小弟：“你是男子汉了，要保护好姐姐和这个家。”他自此天天在屋外园子里操练，旋风脚踢得噼啪作响，可惜一直不见歹人出现，他也没机会施展。
再后来，小弟在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教低年级的音乐、美术，高年级的语文、政治。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几个孩子结伴来家看他，还在地里搂了一捆柴禾作为礼物。一个穿着家做布鞋露着脚趾头的孩子告诉我们，同学们老喜欢刘老师了，特别爱上他的音乐和美术课。
几十年一晃儿过去，小弟考上名牌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又成为电视台的高级编辑、著名作家、评论家。他创作的文学作品读来都蛮有意思，在省里及一些地市开过的几十堂文学讲座，也颇受欢迎。
重新审视、反思少年时代后，他写了一本角度和文字都很独特的非虚构文学《记忆鲜红》，出版后好评不断，甚至被一些大学选作学生阅读图书。省里文学界聚会，他也是不可或缺的活跃分子。我看过一个视频，小弟很带专业范儿地拉着一把京胡。琴音如水，如火，如呜咽，如飞马，几十年功夫和深爱全在他手上和心里。
由于小弟和二哥一样戴着眼镜，身材高大，人们见到他时常要问：“你是弟弟还是哥哥？”去年的一天，我在我们小区遇到一位邻居，他说：“沈阳日报登了你哥写春节的一篇文章。”我笑着纠正他：“那是我小弟写的！”
今天是小弟的生日，我要用几十年的回忆作为礼物，送给亲爱的嘎小子。祝他生日快乐，在又一个马年里春风得意马蹄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