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东北流亡青年孙栗和姚奔的女儿姚方方给沈阳博物馆捐赠了其父母于1945年1月14日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结婚时的婚礼节目单。虽然经过了81年的岁月洗礼，纸张有些泛黄，但仍保存完好，节目单上字迹清晰可见。当时孙栗在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上学，姚奔在重庆《自由西报》工作，这场婚礼被观礼者亲切地称为“诗与歌的结合”。
婚礼上，孙栗（原名史映筠）演唱了一首《思乡曲》，节目单上记录了歌词：“月儿高挂在天上，光亮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一夜里炮声高涨，火光布满四方，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到如今东西流浪。故乡远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忘，那儿有我高年的白发娘，盼望着游子还乡。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
这首如泣如诉的歌曲，令观礼者想起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家园，以及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亲人和朋友，悲怆之情涌上心头，也给这场婚礼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个沈阳家庭的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孙栗一家住在沈阳，父亲史中义任沈海铁路印刷所所长，是一个富裕人家。九一八事变彻底改变了她和整个家庭的命运。
孙栗曾撰文回忆：“事变那天夜里我们正要睡觉，我爸爸还没回来，我们看见后窗户有火光闪过，还听见炮声。后来爸爸回来说日本人占了火药库和北大营，父母都很不安。大约在9月底，我们全家6口人乘火车流亡北平。透过车窗能看见天上的月亮，月亮跟着一车流亡的人们走。我听说过山海关了，人虽小，但心里还是有凄凉之感。东北的中秋前后已经有些寒意了，母亲用棉被裹着4个孩子茫茫然去北平了，真是寒风秋月，无家可归呀。”
孙栗到北平后，被安排在难民收容所过着难民的生活。到1932年春节前后，北平流行起猩红热和麻疹，她的大弟弟不幸病逝。不久后，她迎来了小弟弟史保罗。1936年，她的姐姐也因病去世。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的家庭出现了很多变故。
七七事变后，他们一家再次走上了流亡之路。孙栗先后在安徽天长、蚌埠等地断断续续上学，于1938年暑假艰难地读完了小学。
东北中学在武汉招收东北流亡学生和部分沦陷区的学生，招生广告强烈地吸引了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少年，孙栗前去报考，幸运地被录取了。
孙栗随学校迁移到湖南邵阳桃花坪。1938年12月，学校奉命迁校，经过湘西山区去贵州，然后进四川，于1939年暑假来到威远县静宁寺。
参加九月剧团
1939年上半年迁校途中，孙栗就积极参加歌咏活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到静宁寺以后，中共东北中学支部于9月成立了“九月剧团”，也是为了纪念九一八。
孙栗曾撰文回忆：“1939年9月至1940年春，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却是剧团参加社会救亡活动最频繁、最活跃的半年。我们经常到威远县去，到贡井、自流井和静宁寺附近的新盛镇去，配合战况宣传只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平时上课之外的时间，我们都投入到救亡工作中去。我们经常在初八级的教室里书写标语口号，然后带到演出现场，村镇上都贴满了我们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的标语口号。我们拿着横幅在街上拉开场子，便开始演出了。节目有活报剧、小话剧，唱抗战歌曲。记得我演过一个小话剧叫《打鬼子去》，吕伟功演我父亲，台词第一句便是‘打吧！打吧！总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都打出中国去’。《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钟宜洁演香姑娘，戴永成演父亲，有时我在旁边帮助钟宜洁唱《四季歌》。我自己的独唱歌曲是‘流亡三部曲’，有时只唱一段《松花江上》，有时三部曲一口气唱完。那时我没有学过声乐，往往越唱越高，但感情是真实的。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和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0年春，学校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九月剧团”的活动总是遭到破坏与阻挠，自流井地下党指示一部分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转移，“九月剧团”也解散了。没有了歌声，有的只有苦闷。孙栗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挨到了初中毕业。
一段奇缘
由于学校里国民党反动势力破坏，1941年秋季开学后，东北中学被迫解散。孙栗没有赶上学校的解散，1941年暑假，她初中毕业后选择去青木关投考国立音乐学院，结果考上了。一个初中生考取音乐学院，在当时也不稀奇，像廖蔚、曾宪恩、陈宏连，他们都与孙栗同年。
在音乐学院读了一年半后，孙栗决定退学去青海采风，但未去成，她又去投考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再次考上。在学校读书时，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姚奔。
姚奔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一个地主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他随父母来到北平。1938年暑假，姚奔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他读书用功，英文考试总排到校前两名。他爱写诗，和复旦诗友邹荻帆一起办起了《诗垦地》刊物，并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诗作。姚奔毕业后，在重庆《自由西报》工作。著名作家靳以当时是复旦新闻系教授，靳以和巴金是好朋友，所以姚奔也在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下，在重庆与文化界名人有广泛接触，并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活动。
孙栗和姚奔在交谈中才得知，他们早在北平时就认识。他们曾同住一个院子，那时姚奔总是到他们家借打电话。姚奔说：“我记起你小时候的模样了。”这真是奇妙的缘分，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1945年1月14日，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肖振瀛和王化一是证婚人。当时来了几百位名流和朋友，他们没有请客吃饭，而是预备了糕点，开了一个音乐会，也因此有了前文提到的婚礼节目单。
劫难后的新生
抗战胜利后，孙栗和姚奔从重庆来到上海。孙栗继续在国立音乐学院（改称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读书。等到上海解放那天，孙栗参加了姚牧等组织的合唱团，唱《解放区的天》《东方红》和其他一些革命歌曲，每天都在电台播。此后她就在电台工作，1952年，她调到音工团工作。1953年，她还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回到上海，她到上海乐团合唱队工作，后到歌舞团任歌队队长兼独唱演员。此后她一直从事声乐教学工作，任上海歌剧院声乐教授，培养出杨玉蓉、钱曼华、李少成、孙美娜等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了单位的主要演员，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姚奔是《收获》杂志的创刊人之一，后在《上海文学》《萌芽》当过编辑，是《英汉大辞典》的主要编委。
值得一提的是，孙栗的妹妹史丽筠从东北中山中学毕业，考上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后在军队工作。史丽筠爱人赵钟瑶也毕业于东北中山中学。孙栗的弟弟史保罗在东北中山中学迁回沈阳时入读初60班，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任大提琴教授。孙栗的母亲史西哲在1939年也来到东北中山中学所在地，在静宁寺附近的新生镇开诊所，当时东北中山中学从校长到老师的孩子都是经她手接生的，史保罗也因此有机会以一个小学生身份在东北中山中学借宿。
东北中山中学和东北中学，接收了一个流亡的家庭，也成就了一个家庭的成长。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
记者 周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