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勇
我在沈阳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但我对沈阳历史了解得并不深。后来我在北京上大学，又在北京工作，随着越来越多地涉猎清史，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历史联系。作为一个沈阳人，对沈阳故宫的记忆，一直深埋在我的身体里，只不过我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在我如今工作的北京故宫，那座巨大的宫殿里，才被一点点唤醒。
一
2025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也是沈阳故宫营建400周年，而2026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这特殊的时间节点，暗含着两座故宫的历史渊源。去年5月，我受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邀请，回沈阳举办了一场《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的新书分享会，作为沈阳故宫营建400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
北京故宫与沈阳故宫的“一脉相连”，在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比如我在撰写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以及相同主题的长篇小说《国宝》的过程中，再一次发现沈阳故宫是一个闪躲不开的存在，因为在南迁的故宫文物中，就包含着来自沈阳故宫的文物。
1914年，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成立时，就已经从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调集了文物，北京故宫武英殿西侧的宝蕴楼，就是古物陈列所当年的文物库房，1933年日军攻下山海关，北平故宫的文物被迫南迁，1.9万多箱文物中，包括了古物陈列所委托南迁的文物，其中当然就有来自沈阳故宫的文物。由于沈阳故宫文物的编号皆以“奉”字开头，这批文物就被称为“奉字号”文物。后来故宫人带着文物南下西迁、东归北返，“奉字号”文物也跟着故宫人走遍大江南北，最终一部分随着故宫文物回到北京，一部分文物留在南京，还有一部分文物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此我同意沈阳故宫博物院方面提出的说法：“我们把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的其他皇家建筑群都称为‘大故宫’，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也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二
其实在我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我就有了书写故宫的冲动。连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故宫博物院，成为这里的一名研究人员。一走进这浩瀚的宫殿，满树的鸟鸣，却带给我无比的清透宁静。我会一头扎进宫殿西北隅一个独立的庭院，那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一页页地翻动影印版的《四库全书》，仿佛是一种促膝长谈。故宫容纳了太多人的生命轨迹，而它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体。每当大雪之后，我站在空旷的宫殿里，看到飞檐上的积雪一点点地断裂，沿着飞檐的弧度缓慢地滑行，然后接二连三“扑通扑通”地降落在地上，我就知道，故宫有自己的律动和感情。
我痴迷于这座宫殿，时常会一直待到夜里才离开。我发现，这座旧宫殿的美，竟然那么适于在夜色里展开。它就像一个人，在夜里褪去了华丽的外表、虚拟的表演，我听得见它安静的心跳，那里面藏着它最真实的隐秘，和疼痛。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有时下午5点半就全黑了，只剩下宫殿的剪影，在冰蓝的夜空下波澜起伏。下班之后，一个人从宫殿的最深处走出来，我会想，在明清时，宫殿是不会这么黑的，因为各座宫院里都有人。只要有人，就有灯火。一盏盏灯，在宫殿深处亮起来，渗入重重的夜色，宫殿也就有了生气和活力。所以我想，那时的宫殿，和今天是不一样的。那时的宫殿，有万千灯火，有人影晃动，整座宫殿，就像一只超级豪华游轮，漂浮在夜色之上。
那时，我心里时常会想念着那些消失的故人。我说“想念”，是因为我对他们从不陌生，只是相别已久。时间试图拉远人与人的距离，但故宫有自己的时间，故宫的时间与外面的不同。故宫的时间不会让人走远，相反，会让不同时代的人，靠得很近。
深邃而迷幻的故宫，唤起我书写故宫的更多热情。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我对故宫的书写从来不曾中断。在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三卷本的《祝勇故宫作品集》，算是对我长期书写故宫的总结。这十三卷分别是：《旧宫殿》《血朝廷》《故宫六百年》《远路去中国》《最后的皇朝》《故宫文物南迁》《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国宝》（已出版第一部和第二部）。
三
在我的故宫写作中，最具挑战意义的是长篇小说《国宝》。
在书写《国宝》以前，我对自己有许多疑虑。小说并不是我擅长的文体，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说读者，当然也常以一个很不错的读者自诩。我喜欢莫言、余华、苏童，我鲁院同学中的邱华栋、胡学文、钟求是亦为我推崇，他们的小说创作，令我相形见绌。固然我积累了很多素材，但真正动笔，还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有一次我与一位著名导演见面，谈到这个主题，他建议我动笔去写。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一段一段的台词让我觉得很割裂，没有贯通之气，他说就用我喜欢的方式写，连起来写。我说那不就是小说嘛，他说就写小说，形式不重要，那些都是外在的，内核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他的经验，像格罗斯曼写作《生活与命运》那样完成一部史诗巨著的野心也在我心中隐隐躁动，像心中积压多年的暗恋，在别人的怂恿下，终于有了脱口而出的勇气。我横下心，决定迈出第一步，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孤旅，并用柳青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安慰自己：“即使我的写作失败了，也是对文学的贡献。”
其次是对于《国宝》这个书名，我也是心存疑虑的，因为在权威者眼中，国宝只是一种民间说法，并非一个学术概念。但故宫前辈学人使用国宝这个概念也并非没有先例，1983年，朱家溍先生就曾经主编过一本大型画册，名字就叫《国宝》，内分青铜器、书画、瓷器、工艺美术和织绣五大类，都是故宫藏品中的精品。该书前言说，画册中的文物是从故宫（当时）91万件藏品中精选出来的，其中首次公诸于世的有11件，首次以彩版印制的有19件，有的尚未公开展出过。显然，在这里，国宝就是文物精品的意思，因为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一级文物占优，几乎件件是国宝。这本名叫《国宝》的画册在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2006年，这本画册又以《国宝一百件》为名，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朱家溍先生的《国宝》，让我把《国宝》当作书名有了一点底气。我的小说是以《国宝》为名开始写作的，这部小说里的国宝，其实并不仅仅指物，而且指人，即那些为保护文物而舍生忘死的文物守护人，他们同样是国之宝。不仅指人，更指向他们的精神，就是“人在文物在，人不在，文物也在”的奉献精神，就像小说里易东篱所说的，他们干的是一件“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大事儿”，为此，他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正是它们，维系着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支撑着我们民族渡过难关，迎来光明。因此小说里的国宝，已不仅是指具体的文物（比如小说里一再出现的石鼓），而是物质、精神和人的三位一体，凝结成一个超越物质的存在。
四
这部小说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几年，在2019年前后，我就曾为这部小说写过一个大纲。单就大纲而言，还是蛮吸引人的，也是严丝合缝的，然而一旦动笔，就发现这份大纲是一个紧箍咒，让我根据它的初始设计亦步亦趋，束手束脚，文本不能充分打开。所以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抛弃了这个大纲，让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脉络像大地上的植物，自由生长。反正故宫文物南迁的总脉络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附着在这个历史大叙事上具体的人和事。由此我想起了在读大学时读过的《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说，不仅作家在创作中具有主体性，连作品中的人物也有主体性——自文学作品生成的那一刻开始，作品中的人物就有了灵魂，开始自主地生长，未必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在刘再复看来，“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作品愈是失败，作家愈能摆布自己的人物”。王蒙曾说，他笔下的人物出现的情况，不仅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也往往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路遥也说：“预先设计的终点最后不会全部实现，人物运动的总轨迹会不断校正自己的最终归宿”。这让故事的发展有了某种“不可预期性”，也让写作呈现出某种“神秘性”。正是这种“不可预期性”和“神秘性”，吸引着作家在文字中摸索前行，去探寻小说情节的走向，去探知人物的最终命运。真正好的小说，不是作家带着人物往前走，而是人物带着作家往前走。这样的小说，才是接地气的、自然生长的、有生命力的，而不是生硬的、主观臆造的、先入为主的。这是我写作《国宝》时一个切身的感受。
我写作是不需要大纲的。假如说《国宝》有一个大纲，那大纲就是历史的真实脉络，但那个大纲只是一个模糊而粗略的轮廓，是事件发展的总轨迹，而不是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生命路径。我要让笔下的人物命运在历史的大轮廓下自己浮现出来。在放弃了最初的大纲以后，《国宝》的写作终于大踏步地前行了。那家、梅家两家的人物，还有易东篱、马横岭、石不言、吕医农这些故宫博物院同人就纷纷向我走来了，带着各自的命运沉浮、酸甜苦辣。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长达多年的史料搜集、整理、阅读之后，我在2021年11月12日写下了《国宝》的第一行字。我知道这次写作的旅程事关重大，而且一定充满艰难、充满变数，所以从一开始我是随时准备打退堂鼓的，完全没有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孤绝意志。
尽管每天伏案几个小时，结束写作时都几乎要瘫倒在沙发上，从体力到心力都是极大的付出，但我觉得《国宝》的写作对我是一种锻炼，甚至是一种滋养，我的创造力得以激发，心气得以凝聚，毅力得以培养。
然而，写完《国宝》第一部，我却陷入深深的疲惫，就像踢一场足球，在场上踢得酣畅淋漓，下来以后却觉得精疲力尽。尽管第二部的内容已成竹在胸，却迟迟不肯动笔。漫长的写作如同漫长的劳作、漫长的奔跑、漫长的旅行、漫长的战斗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漫长了，就很容易使人中途泄气。此时我意识到，臧永清社长所说的25万字，真的是最理想的字数，刚好可以一气呵成，而不会出现疲沓。“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俗语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真是至理名言。我的很多作品只写了一半，比如《北京传》，写了一半就放在那里，不知道什么契机可以重续前缘。我当年拍摄纪录片《天山脚下》，由于拍摄过于艰苦，经常感觉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写完《国宝》第一部就是这样的感觉，甚至产生了完成第一部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不再往下写了。因此对路遥先生一口气完成三部《平凡的世界》，心中充满了感佩，也对他完成这部巨著所付出的心力，加深了一层感受。
五
2022年，《国宝》第一部在《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10期发表了，从我发稿件给主编程绍武到杂志印刷出来，只用了一个多月，是我的作品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得最快的一次，也是一次发表作品篇幅最长的一次——大厚本的杂志，《国宝》第一部占了一半还多一点。当然，这个版本只是阶段性成果，修改的过程，山高路远，看不见终点。
第二部的写作比第一部更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既要向后发展，又要时不时地回过头来修改第一部，前后两头顾。我不知道像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梁晓声先生《人世间》这样的百万字巨著，他们都怎样修改的，是全部写完后统一修改，还是边写边改。我自己是必须在写作下部的同时修改上部，因为上部的走向会影响到下部的发展，所以上下两部必须交替进行，平行推进。
第二部之所以写得更顺，是因为我的侧重点由故事转向了人，就像谢锦所说的，“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小说的主题尽管是文物南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小说最能牵动读者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与情感。把人写活了，小说才满盘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无数作品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柳青先生曾断言，“中国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金瓶梅》，不是说它写得有多好，但它是写人的。”“《三国演义》不能算小说，那只能说是演义。”
2025年初，我投入《国宝》第三部写作时，心中闪过一丝犹豫。一则，有朋友读过前两部，说，这部小说到第二部结束，也就是沈芷伊投江，发现自己怀孕，又萌生了希望，这是个开放式结尾，无须狗尾续貂了。二则，前两部正式出版，反响尚佳，获评多类榜单第一名，更获评党建好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北京青年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评论予以肯定。梁晓声先生说：“如果没有《国宝》，文学遗憾；既有了《国宝》，无须有二。”这句话是对这部小说最大的肯定，也是对我最大的勉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见好就收。但这些人物的命运在我心中发酵着，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才能完成。思量再三，我还是下定决心，开始了第三部的写作，主体部分只用了不到半年，到2025年5月18日，完成了第一稿。
这场写作马拉松，终于冲到了终点。
《国宝》最终被我写成了一部三卷本的“长河小说”。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七卷序言中说：“在我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终就像是一条长河。”中国文学中，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部长河小说，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暴风雨前》《死水微澜》《大波》）也是长河小说的代表作。长河不只意味着形式上的多卷本，更意味着它叙述时间的大跨度和社会、历史内容的丰沛容量，犹如一条悠悠大河，河道宽广，奔腾不息。《国宝》跨越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豫湘桂战役、北平和平解放等诸多重大事件，当然都是作为“幕后”，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人物行进的路径，但出现在“台前”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国家“大历史”的个人“小历史”，只不过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非常”，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不确定性。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纵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表现得从容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