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勇
一
没有一种艺术形式像电影这样深度地介入我们的生活。这首先要归因于电影这门艺术，将声光电色烩于一炉，给我们以多元立体的感官体验。于是文学之叙事魅力、戏剧之现场感、绘画之构图与色彩、音乐之悦耳感人等等都在电影里汇合，就像千支万脉的河流，最终汇成一片浩浩沧海。尤其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娱乐方式非常有限，能看一场电影就仿佛过节一般快乐，正如陈羽所说：“物资匮乏的年代，精神的丰沛愈发令人印象深刻。”（《光影里的光阴》）电影于我们来说，并不只是一次短暂的消遣，而是如影随形，长久地伴随着我们的人生。
《100个中国人的电影》这部书稿，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个人记忆。我像书中的许多作者一样，在电影的陪伴下成长。在我的少年时代，看电影的条件有时是简陋的——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露天的操场上。银幕捆在两棵白杨树上，还要捆扎好音响设备，这些准备程序，经常可见我的身影，只不过我太小，什么也干不了，只是跟着凑热闹而已。这些程序，拉长了我看电影的时间，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直为看电影而忙碌。电影开演的时候，观众都提着小马扎儿到操场上，早来的占领好位置，晚来的位置差一些，又远又偏，眼前尽是人头。遇上起风，银幕像风帆一样鼓胀起来，飘荡不定，画面上的人脸也跟着变形，一会儿鼓嘴，一会儿歪鼻，这是看露天电影的独特体验，在室内影厅里看不到这种效果。放映机的转动有时也不是匀速的，有时快有时慢，说话的声音有时也被拖长，有时又被缩短，都不像正常人在说话。
有时会“断片儿”。上映密度大的电影，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热映影片，时常是按“本儿”来跑片的。因为上一个放映的单位没有放完，下一个放映的单位就已经开演了，所以放完一本儿就马上传递到下一个单位。一部电影究竟有多少本儿胶片，我也说不清，怎么也得有十几本儿吧。电影科的小战士就得来来回回地跑。有时接续不上，就出现了“断片儿”。我们说话有时会“断片儿”，词源可能就在这里。电影“断片儿”的时候，银幕变成了空白，观众们就把手伸进放映机发出的光柱里，银幕上就张牙舞爪、群魔乱舞。理想的状况是有“加片儿”，就是临时加映一些短片，大部分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或者是一些科教片，没有“加片儿”，银幕就只能空着，白晃晃的。有时为了省电，放映员干脆把放映机关掉，现场立刻陷入一片黑暗，大家只能围在一起聊天发牢骚。等放映机重新转动，银幕又变得五光十色，现场会立刻响起掌声。
二
与露天电影形成对比的，是城市里的电影院。在改革开放初年中的中国，电影院是人们最向往的去处，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根据地。黄啸最难忘的是北京六部口的两家电影院（《一个人的电影院》），与我关联最深的是沈阳艺术宫。这是一栋民国建筑，外观非常有特色，它模仿英国16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的建筑构图，设计灵感源于“都铎式”建筑风格，左右对称，纵向段式分明，中央巨大拱券圆窗的两端各置一根“科林斯式”柱。它的前厅有漂亮的弧形楼梯，穹顶有人物和花卉雕塑，有如一座欧洲的宫殿。
后来我才知道，这栋建筑是张学良于1929年投资兴建，1930年完工，是张家自用的娱乐场所，当时叫同泽俱乐部。伪满时期开始对外营业，改名为沈阳电影院。1948年沈阳解放，由东北总工会接收，1950年由国家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打造了深9米、宽13米的舞台空间，后台有化妆室、服装室和演员休息室，新场内有固定座位1200个，并改名为艺术宫，除了放映电影，沈阳话剧团还在这里驻场演出。
沈阳艺术宫外面是一个小广场，小广场外是一条小马路，叫七纬路。七纬路边，与艺术宫小广场隔路相对，并立着四个高大的电影和话剧的广告牌，每个广告牌上都有巨大的电影海报。那时每家电影院都有专职的绘制电影海报的美术师，今天回想起来，那些电影海报都是时代感很强的艺术作品，可惜每有新电影上映，旧海报都会被替换掉，想必今天早就片纸不存了，连照片都没有留下。
在门口检过票后，走进辉煌的大厅，再进入放映大厅，或者沿着弧形走上二楼，都仿佛走进圣殿，内心升起一种朝拜般的神圣感。在我心里，看电影就是一种朝圣，对艺术的朝圣。
学校组织看电影，都是在沈阳艺术宫。我父母带我看电影，除了去部队的俱乐部，也时常在艺术宫买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名叫《等到满山红叶时》的电影，当时为看这部电影，我们虽然没有等到满山红叶时，却也等到了半夜鸡叫——因为电影太火，抢不上票，我爸爸只好买了晚上11点多的电影票。那时，人们对看电影如饥似渴，许多电影上市都会一票难求，像《等到满山红叶时》，沈阳艺术宫到晚上11点多还不休息，我想那时影院的经济效益一定是很好的。《等到满山红叶时》的情节我只记得大概，是说一条客轮上的爱情故事，影片以三峡为背景，画面十分漂亮，我还记得女主角是当时的大明星吴海燕，朱逢博唱的主题歌很好听，其他都不记得了，因为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晚上11点半看电影并不是最极端的，最极端的当属《少林寺》，1982年上映，那一年我14岁，读初二。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据说当时许多电影院是24小时不间断放映《少林寺》的。后半夜看电影是什么感受，我没经历过，但我相信《少林寺》是不会让人睡着的。这应当是我们这辈人看到的第一部武打动作片，由于李连杰等人的加盟，使这部电影一扫旧式武打片的花拳绣腿，让观众欣赏到了真正的中国功夫，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光头和尚觉远也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少林寺》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超过1.6亿元的票房纪录，如果换算成今天的50元一张票，票房则高达800多亿，应当是中国电影难以超越的票房传奇。
我很幸运，因为这次是学校组织观看的《少林寺》。那时《少林寺》已经火遍全中国，所以我提前好几天拿到电影票，心中就已经充满期待。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学校没有排课，我早早就到电影院，站在门口等，检票员一放人，就迫不及待地走进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开演，像等待一场盛大的仪式。按说等待是令人煎熬的，因为无所事事，时间变得多余，但我是故意早去的，因为我很享受等待的过程。美好的电影，让所有与它相关的时间都变得美好起来。今日回想起来，我最怀念的其实不只是这部电影，还有等待开始的那份幸福感。
三
露天电影虽然简陋，但电影并不简陋。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总有一些电影是不能忘记的。弋舟文章里提到的《小花》，给我的印象同样深刻，成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特殊象征”（《小花，肯定是小花》）。电影《小花》是根据当时很红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背景下，一个家庭从离散到团聚的故事。这部小说我从广播里听过，电影是1979年上映的，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但仍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是这部电影带有某种意识流色彩（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词），用视觉形象来表现人物思维、联想、回忆、情绪的流动，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由穿插（有人说这部影片使用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手法），在革命主题的电影中未曾见过。
二是采用了黑白与彩色相互转换的方式，主体的叙事用彩色画面，联想、回忆的部分用黑白画面，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交流，推动剧情的发展，实验性很强。
三是一些细节至今不忘，最难忘的是刘晓庆饰演的何翠姑（其实是真正的赵小花）在黄山的石梯上跪着抬担架，把膝盖磨得血肉模糊那场戏，刘晓庆的表演，在李谷一演唱的插曲《绒花》的烘托下，把艺术张力拉到了最满。同样难忘的还有影片一开场，陈冲饰演的赵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寻找哥哥的场面。这个场面同样配有很煽情的插曲，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妹妹找哥泪花流》。
《小花》虽然延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的革命叙事传统，却采用大历史背景下的私人叙事，把生死契阔个人命运融入大历史的起承转合中，通过人的感情（兄妹情）来书写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非常能打动人心，这是令当时的观众（包括我这样的小观众）耳目一新的原因。
还有就是真假两个赵小花像一面镜子的两面，彼此映照，她们的身世又带有某种悬疑感，一直不向观众揭秘，这种叙事策略，也让这部片子的艺术效果得以增强。
《小花》这部电影，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先锋文学作品（比如莫言《红高粱》）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约的线索。只可惜这种电影叙事上的探索，被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商业电影冲淡，没有延续下去。
我当时虽然不懂这些艺术创作中的手法、主义，却是实实在在被这部影片打动，也意识到它跟我以前看到的电影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一个小学生肯定说不明白。现在回想起来，《小花》通过人的情感来书写历史，以及它强烈的形式感，都渗透到了我后来的历史写作中。
1981年上映的电影《小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由张瑜、郭凯敏主演的电影，与当时文坛上的“伤痕文学”相呼应，描述的是那段特殊岁月在两个年轻人心头留下的创伤。郭凯敏饰演的夏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偶然结识一个小“兄弟”，就是张瑜饰演的俞，两人成为好朋友，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后来夏发现俞是一个女孩，因为母亲被打成“黑帮”，俞被剪了阴阳头，受尽欺凌，只能扮作男孩，失去了一个原本属于少女的青春。夏为俞去偷“样板戏”演出的头套，被打成重伤，双目失明，出院后寻找俞，但俞家的门已被封，俞从此去向不明。
我爱人说，她小时候从广播里听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听哭了。那时她才6岁，生活在藏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看过这部电影，很喜欢。即使放在今天，《小街》仍然是一部感人的电影，不逊于张艺谋的《一秒钟》。《小街》也是私人叙事，透过小切口去折射大时代的悲欣。
《小街》的形式感在当时也是超前的，最典型的标志，是它采用了三个结尾，讲述夏和俞未来命运的三种可能。当然这部影片也有一首好听的插曲，就是郑绪岚演唱的《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其实我是喜欢片子里张瑜剃男孩头的造型的，简练、纯朴、自然，突出了她五官的秀美。片中的郭凯敏很帅，粗朴的衣服（大部分是修理工的工作服）挡不住他的帅气，浓眉大眼透露出他内心的透明与正直。今天的“小鲜肉”欲望太多、心机太多，演不出那样透明的角色。
四
当年电影里的男神女神如今都老了，我自己也老了，尘满面，鬓如霜，但有谁不会老呢？时光如逝水，人生如行舟，不是刻舟求剑，而是每一个航段都有它的标记。回首来时路，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有几个粗略的印记。所以那些标记也是无比重要的。回忆从前的电影，其实就是回忆自己，捡拾被自己丢失的时光。
我特别喜欢罗文华的这段话：“这些泛黄的电影票根，像一枚枚被岁月浸染过的书签，夹在忘记的纸页间。在那些印着已经有些褪色字迹的纸片上，不仅记录着场次与座位，更铭刻着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与时代变迁。这些深藏在书页中的小惊喜，就像时光胶囊，承载着过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我们透过这些方寸大小的票据回望既往，便会发现，银幕内外的光影轮转早已与生命中的似水流年交织成篇。”（《电影票上的逝水流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的记忆里都藏着不同的电影。一部普普通通的电影，或许因为某个细节，或许因为和你看电影的那个人而变得不能忘记。这些电影汇集成的不只是电影史，而是一部部个人生命史。千千万万的个人史，又汇聚成一部纷繁复杂、摇曳多姿的社会史。正因如此，我的深圳老友崔建明先生编辑这部关于电影的书，意义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