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荣
在东北作家群中，有一位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冯庸大学走上抗日斗争最前线的作家，他就是以“鸭绿江三部曲”（又称“潜力三部曲”）名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雷加。
我与雷加只见过两面，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8小时，但这位东北老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豁达、健谈且颇为幽默的性格，像钢钎一样，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面交虽短，神交却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读过他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林》。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长篇三部曲，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1991年初秋，为编写辽宁文学史志，我与省作协赵郁秀、陆明友怀着仰慕之情来到北京右安大街28号轻工部宿舍大院拜访了他。
“欢迎老家来的亲人！”我们一踏进家门，雷加和夫人伊苇已在等候。身材魁梧的雷加首先握住了赵郁秀的手：“你好啊，小老乡。”雷加的家乡在丹东三道浪头，赵郁秀也在丹东度过童年，从白山艺校走上革命文艺之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自然格外亲切。
随后，雷加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是半个老乡。沈阳是我的第二故乡。”落座后，他补充道：“1929年，我被父亲送到冯庸大学中学部读书，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曾读过雷加许多散文、特写。他在散文《一支抗战的歌》中，曾回忆过这段生活。当时，东北军爱国将领冯庸怀着“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投入了全部财力创办了冯庸大学，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与训练。冯庸作为校长非常关怀学生，校庆时亲自驾飞机低空飞行向运动场上的学生们撒彩纸。彩纸上写着各种奖品，学生可以凭彩纸领到各类食品和饮料，雷加一直记得他领到的是鱼皮豆，其味甘美，是他在老家没有吃过的……
雷加，原名刘涤，刘天达，1915年出生于鸭绿江畔安东（今丹东）一个中药世家，其父开的老天祥大药房迄今犹存，是一家“百年老店”。刘涤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寄望于他长大后能接手管理药房。刘涤生性好动好学，上小学时他就敢于穿上冰刀在鸭绿江冰面上滑冰。小学毕业后，父亲想让他到药房里学学辨识中药，他却执意要到省城上学，父亲带着他搭火车到奉天进了当年最火的学校——冯庸大学中学部。
然而，九一八事变粉碎了冯庸和刘涤“工业救国”的理想。事变发生当晚，他正在学校，从教室二楼爬到一个旗杆顶上向北大营方向眺望，耳听隆隆炮声，眼望熊熊烟火，满含热泪彻夜未眠。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开进了冯庸大学，将学生们逼到锅炉房外，对校舍进行全面搜查，将学校各处全部捣毁，直到傍晚抓走校长冯庸。刘涤和同学们含悲忍泪，星夜离开故土，流亡北平。
为了收复东北失地，他曾随东北流亡学生到南京请愿。淞沪会战开始后，冯庸大学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决定奔赴上海参战，刘涤也全副戎装走在这个行列中。在北平前门车站他们乘坐的列车是用卧轨的壮举争来的。列车开到上海郊区浏河口，学生们就在纷飞战火中挖战壕，为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助战。在日军的炮火中，刘涤经过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从此走上抗日救亡之路。
整日奔波于抗日活动的刘涤，作为冯庸大学义勇军的战士活跃在淞沪抗战的江湾、吴淞、浏河最前沿，当时各界人士纷纷支前，宋庆龄、何香凝等都迎着硝烟，奔赴前线慰问。刘涤和义勇军同学深受鼓舞，他们与上海复旦大学义勇军同学一起运送军衣，又强烈要求十九路军将缴获的枪支发给他们，他们要与前线将士并肩杀敌。但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被指挥官劝阻留在第二线，组织战地服务队，帮忙运送粮草、食品、医药等军需物资。他们还协助工会组织到处拾捡罐头筒和装烟的铁筒，赶制土炸药运往前线。1932年5月5日，刘涤离开淞沪战场。
再次回到北平，刘涤开始革命文学创作。他以雷加为笔名，发表了《平津路上》《最后的降旗》《血的日子》等一批特写、散文，记录了七七事变前后国土沦丧的悲痛、民众抗战的决心。1937年，他和马加、师田手等在北平，团结在“文艺青年社”周围，从事抗日文学活动，并参加了左联。
1938年，23岁的雷加历尽艰险到达延安，他先在抗大学习，后到晋绥前线。1939年，他出任丁玲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秘书长，很快写出《弹弓老人》《前线的故事》《一支三八式》等歌颂抗日战士英勇献身精神的作品，成为活跃在解放区的文学斗士。他多次采访白求恩大夫，同吃同住，并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国际友人白求恩》在延安《军政》杂志发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雷加作为东北干部队的成员，突破封锁线，抢在国民党军队前面抵达沈阳。这时的雷加，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回沈阳不久即写出报告文学《解放了的土地》，记述沈阳光复后的变化与民情。
1949年11月，雷加被派回安东接收造纸厂并担任厂长，妻子伊苇也到厂里任人事处处长。为了满足解放区对纸张的需求，他在厂里整整待了5年，和工人一道经历了复工、撤退、再复工的历程，奇迹般在战后的废墟上把工厂建设起来。提起这一段生活，雷加兴致勃勃。他给我们看了镶嵌在一块红绸上的几枚20世纪40年代的奖章、纪念章，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枚东北人民政府颁发给他的劳动模范奖章。几十年过去了，奖章光彩依然。后来我曾查过相关资料，在当代作家中，能在工作岗位上获此殊荣者，雷加当属第一人。
雷加因在造纸厂成绩卓著，被东北人民政府任命为东北造纸总公司经理并调到沈阳。不久，又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部长黄炎培点名调至国家轻工部任造纸处处长，但已与文学结缘的雷加找到当时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丁玲，要求到文研所工作，当上了专业作家。他很快为读者奉献出长篇小说《我们的节日》和“潜力三部曲”等新作。
“20世纪50年代国家蒸蒸日上的建设事业，令我热血沸腾。”两年后当我为协助省政协文史委编写《辽宁文史资料》“辽宁老作家专辑”再访雷加时，他对我说，“我在北京待不住了，我要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1956年后我参加了洛阳拖拉机厂建设工程和三门峡水利建设工程，参加了三门峡和刘家峡的截流战斗，白天，我与水利大军战斗在一起；晚上，我是治理黄河伟大工程的报道者，那时，写《三门峡截流记》，为生动展现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走火入魔了……”
“走火入魔”的雷加，让我真正懂得了当一位作家有担当精神时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
雷加的祖籍是山东广饶县，父亲从山东闯关东到了安东，以祖传中医谋生。雷加虽是喝鸭绿江水长大的，但从他的豁达、豪爽看，分明还有山东人的遗传基因。我的祖籍也是山东，便对他说：“从祖籍上算，我们是真正的老乡！”雷加的双眼亮起来，他有些兴奋地说：“看来从海南闯关东到辽宁的人还真不少啊！”
“不是海南，是山东！”我纠正他。雷加笑了：“海南就是指山东，不是海南岛。当年老一辈闯关东的山东人大多是摇船从渤海到辽东的，回首望去，山东就在海之南，所以老一辈闯关东的人，都说自己是从海南来的！”
大概是继承了父辈闯关东的“闯”劲，雷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勇于探索。1960年雷加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综合考察队，深入川藏地区横断山脉考察半年，横渡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翻越了白马雪山、碧罗雪山和四莽雪山。讲起在雪域高原的见闻时，他眉飞色舞，仿佛又高踞于雪山之上。这个时候，你很难想象他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2009年3月10日，94岁高龄的雷加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故乡丹东，然而，在他的第二故乡沈阳，在熟悉他的同志与友人中间，也深嵌着难忘的忆念，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拜访他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半个老乡”雷加那豁达、健谈的形象，哦不，从辽宁老乡到山东老乡，我们应是囫囵个儿的老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