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伟
明朝况钟赴苏州任知府时，走得悄无声息。随从扛着的包袱看着鼓鼓囊囊，下属好奇凑过去想帮着提，一提却轻飘飘地——打开一看，哪有什么金银玉器、名贵特产，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官服、半部翻烂的《大明律》，还有块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两个字：“戒贪”。
到了苏州，况钟先没急着升堂，而是带着这块木牌走街串巷。看到粮商囤积居奇，他当场让人开仓放粮；发现小吏巧立名目收苛捐，他直接把收费清单贴在府衙门口，写上“此费罢除”。有个盐商想打通关系，趁夜送了一匣子珍珠，况钟没进门就把匣子扣在地上，指着木牌说：“我这牌子只认‘百姓’，不认‘珍宝’。”后来百姓编了段民谣：“况知府的牌，不装金不装银，装着咱百姓的苦和甜。”
这“戒贪牌”背后，藏的正是古人常说的“素心”。就像包拯写的“官清凭素心”，这颗心不是无欲无求的“空心”，而是不被名利缠、不被私欲裹的“实心”；不是躲事怕事的“怂心”，而是敢担事、能为民的“真心”。古往今来，守着“素心”的官，总有些让人记一辈子的故事。
南北朝时北魏有个叫崔光的官，更有意思。当时胡太后想赏百官绢帛，说“能拿多少拿多少”。大臣们跟过节抢货似的，有的扛着绢帛跑，有的让随从抬，还有个吏部尚书贪心太足，硬扛了十多匹，没走两步就摔了个四脚朝天，绢帛撒了一地。唯独崔光，就用手拎着两匹绢站在旁边。胡太后纳闷：“你怎么只拿这么点？”崔光笑着说：“臣就两只手，拿两匹够做件官服，多了也是浪费。”后来有人问他为啥不多拿，他说：“绢帛是百姓织的，我多拿一尺，百姓就少穿一寸，这心不安。”
还有清朝的于成龙，更绝。他任直隶巡抚时，随身带的只有一口破锅、一床旧棉絮。有次下属去他住处，看到他正就着咸菜啃窝头，惊得差点掉了筷子：“大人怎么吃这个？”于成龙指着锅说：“这锅煮过小米粥，也煮过百姓的诉求，要是装了山珍海味，就装不下百姓的事了。”后来他去世时，属下整理遗物，只找到几件补丁衣服、几两碎银子，还有本记满百姓困难的小册子，上面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代表问题解决了。
可反观有些官员，就是把“素心”丢了。有的刚当官时还想着“为百姓办点事”，可看到别人住豪宅、开豪车，心里就像长了草，慢慢开始收红包、搞“人情往来”；有的觉得“当官不捞钱，不如回家种农田”，把权力当“摇钱树”，连贫困生的补助款都敢扣；还有的把“小贪不算贪”当借口，今天收瓶酒，明天拿张购物卡，最后越陷越深，直到被查时才哭着说“忘了初心”。
其实“素心”从来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圣人标准”，就是平常日子里的“小坚持”。像崔光那样，面对好处不多拿；像于成龙那样，日子再富不铺张；像况钟那样，看到百姓有难敢出头。对现在的党员干部来说，涵养“素心”也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人送礼，多说一句“这礼我不能收”，是“素心”；遇到群众求助，多跑一趟腿、多问一句话，是“素心”；面对诱惑时，多想想“这事对不对得起党和百姓”，也是“素心”。
就像农民种地要“守好田”，工人做工要“守好岗”，党员干部就得“守好这颗心”。现在诱惑比古时候多，更得把“素心”揣紧了：别觉得“别人都这样”就随波逐流，要知道“清者自清”，守住底线才能走得远；别觉得“小错没事”就放松警惕，就像衣服破了个小洞不补，最后会烂成大窟窿。
况钟的“戒贪牌”、崔光的“两匹绢”、于成龙的“破锅”，说到底都是“素心”的样子。党员干部守着这颗心，不是为了当“名人”，而是为了让百姓放心——放心你办事不偏，放心你掌权不贪，放心你心里真的装着他们。毕竟老百姓看干部，不看你说了多少漂亮话，只看你办了多少实在事；不看你住多大的房子，只看你帮他们解了多少难。
揣着“素心”当“官”，走得稳，睡得安，百姓也会把你记在心里。这，才是为官者最该有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