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的“在地性”与“在地者”

　　□胡 哲

　　城市文学应在充分挖掘“在地性”的基础上，集中笔力塑造“在地者”形象。毫无疑问，“铁西三剑客”对于城市的“在地性”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外在的物质景观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甚至精神文化内涵”，“铁西三剑客”笔下的东北城市，尤其是沈阳市铁西区，不仅是他们创作的精神原地，而且正逐渐演化为成熟稳定的文学意象。需要明确的是，描绘“在地性”的根本目的在于建构“在地者”形象。在这一点上，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巧妙地将“在地性”与“在地者”熔于一炉，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不缺鲜活个人。

　　《逍遥游》放弃了以悬疑色彩来匹配转型过程中东北城市的固有气质，而是用更为“家长里短”的口吻，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塑造出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东北形象。两种叙事手段或许并无高下之分，但为棱角分明的冷峻城市注入生活的“烟火气”，无疑更能贴近读者的内心。此外，小说并非风景画，讲述城市生活样貌是手段而非目的，特别是单纯的苦难叙事除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几乎再无优势。作者与读者均应将对人的关注始终排在第一位，而相对平淡的“在地性”恰恰有助于读者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在地者”。

　　在小说中，许福明、许玲玲、谭娜以及赵东阳这四个人物，主要构成了两组二元对立，其一是许福明和许玲玲之间所形成的“父一代”与“子一代”的二元对立，其二是许玲玲同谭娜和赵东阳二人构成的“病人”与“健康人”的二元对立。两组对立在小说中相互推进并相互阐释，共同为读者阐释了底层人物的“逍遥游”。许玲玲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起先她因父亲时常拈花惹草而对其有所抵触。但在她患病后，父亲尽心尽力地照料让她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之后谭娜和赵东阳的一个偶然行为，则彻底促成了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患病后的许玲玲不仅失去了男友，还主动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子。谭娜和赵东阳是她仅有的两个朋友，可是同处社会底层的三人相互间的关系却并不平衡，谭娜和赵东阳都是健康的人，在经济状况上也要稍微优于许玲玲。在这段关系中，谭娜和赵东阳可随时退出而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但是对于许玲玲来说，谭娜和赵东阳几乎是她全部寄托之所在。因此，当许玲玲在无意中发现二人的特殊关系时，她十分恐惧，她惧怕各自拥有伴侣的谭娜和赵东阳会因此而疏远甚至彻底抛弃她。

　　小说题名为《逍遥游》，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命名。故事中所有的人物与“逍遥”二字均不相关，他们的生活琐碎而又悲凉，“逍遥”何在？纵使许玲玲最终接纳了父亲，并且也没有失去朋友，但身患重病的她依旧只能与父亲继续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许氏父女之外，谭娜与男友之间的分分合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赵东阳和妻子的矛盾也难以解开，四人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尤其对于许玲玲来说，即便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做到“生的坚强”，最终大概率仍会面临“死的挣扎”。所以，“逍遥”何在？

　　实际上，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恰恰是其“逍遥”的开始。起初，许玲玲对父亲的厌恶反映出她对未来的绝望，她以一种为反抗而反抗的心态度日，看似桀骜，实则脆弱。许玲玲因自身遭遇而与通常意义上的“逍遥”无缘。面对这一状况，班宇没有让她通过死亡等极端方式来达到“逍遥”，因为那样的“逍遥”只是“逃离”。为了让许玲玲真正“逍遥”，作者为她提供了一个出口，即让她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与父亲、友人及自己本人进行和解。由此，许玲玲得以用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无须在亲情和友情的双重困境中继续踯躅。诚然，物质生活现状不会仅仅因为精神层面的改变而出现重大跃升，但无论如何，许玲玲已然迈出走向“逍遥”的第一步。

　　如上所言，班宇的《逍遥游》为读者展现了东北城市的“在地性”，直面了“在地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在深刻反映城市生活给人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这一前提下，将问题继续向前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之后怎样”这一难题。在面对终极问题的拷问时，文学作品并非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只做描述者而不做诠释者，在引发思考之后将问题留给读者，同样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不过，勇敢直面现实无疑是更为直接的办法。娜拉出走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她走后怎样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班宇在《逍遥游》中直面终极问题的程度有如许玲玲同生活之间的和解，都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的直面已经足以证明班宇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