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42年，22岁的礼广贵以教师身份进入四川广汉中学教书，以便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发展进步青年。这一年的9月，礼广贵送给学生肖仲谦一张纸笺，上面写下一段赠言。与其说是赠言，更像是一位青年人写给祖国，写给未来的情书：“如果世界已经是好好的，还要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来到世界上，就是叫他从此美丽！”
83年后，也就是2025年的9月，礼广贵的小女儿礼彤将这张纸笺，还有父亲生前与友人往来的部分书信和其他珍贵的文件一起捐赠给沈阳博物馆收藏。
【征集启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流亡师生辗转千里，于烽火中守护教育火种，书写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现沈阳博物馆“百万收藏计划”面向全社会，专项征集与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师生相关的各类实物资料。征集内容包括：身份与旅行证明、学习与宣传用品、信函与影像、生活物品、组织与军事相关实物、文艺创作手稿等。
捐赠物品经甄选后将纳入馆藏，并有机会入选“唤醒者——东北青少年流亡抗战叙事展”，用于展览、研究与教育传播。优秀捐赠故事还可经采访后刊发于《百万收藏 市民共“鉴”》栏目。
欢迎提供实物或线索，联系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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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收藏
市民共鉴
1991年3月25日下午，已经71岁的礼广贵老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小女儿礼彤给他送来了刚熬好的鸡汤。礼广贵老人对小女儿说：“明天是你的生日。”
礼彤感动又惊讶：“爸，你还记得我生日呢？”
礼广贵说：“你的生日是3月26日，和东北中山中学成立的日子是同月同日。”
东北中山中学，是礼广贵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
他做过老师，做过中共地下党员，创办过书局，上过中美合作所的抓捕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做过辽宁省实验中学教师、辽宁社科院副院长……他这一生精彩跌宕，都是从进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开始的。那天下午，礼广贵从小女儿身上，也许看到了当年在东北中山中学念书时的自己。
只为早日打回老家去
1934年8月1日，14岁的礼广贵不想继续留在东北当亡国奴，听说东北中山中学在北平（即今北京）成立，便打算前往。面对父亲对他孤身求学的担忧，礼广贵说了一句：“那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就登上了去往北平的火车。“过了山海关，即脱离了亡国奴的无边苦海。”虽是懵懂的年纪，他却不由自主地为迈过这一步而感到兴奋和激动。
到了北平，因错过东北中山中学的招生期，礼广贵被在北平东北大学念书的二叔送到了东北难民子弟职业补习学校（私立）。当时除了东北中山中学和东北中学，在北平还有好几所东北私立学校，各学校的创办人到处募捐，只为解决来北平的东北流亡青少年入学生活问题。由此可见，当时逃离东北的学生已经很多。
礼广贵只在这所私立学校过了一个暑假，却十分难忘，因为这所学校将每个月的18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到这一天的午饭时，学校会在食堂挂上当时东北四省（辽吉黑热）地图，地图背景设计为黑色，意在提醒学生们——东北的父老乡亲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校长在开饭前的讲话，礼广贵一生未忘：“勿忘东北，卧薪尝胆，准备打回老家去，我们在北平学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句话，礼广贵哪怕后来考上东北中山中学，并随其一路流亡，都未曾忘记，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和老师同学们于心中反复咀嚼。虽然当年流亡学生求学的学校各有不同，但是每个学校传递给东北学子的信念是一样的——“早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一二·九”运动中的少年
1934年8月底，东北中山中学进行补充招生，礼广贵顺利考入，学习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亲身经历东北几年的亡国奴生活，进了关之后看到国民党统治地区一片歌舞升平，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东北中山中学读书期间，礼广贵经常去东北大学看望二叔礼长林，也因此认识了和二叔一起读书的关山复、邹树涵等进步学生，接触到了很多共产党创办的杂志、刊物、传单……这些年长的进步学生还会把偷偷藏起来的书籍，如《八月的乡村》《铁流》等拿给礼广贵看，“我的思想、眼界因此大大开阔起来。”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国民党镇压游行学生。这天，国民党的宪兵到东北大学搜捕，礼广贵正好在二叔的寝室中看书，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关山复这时藏进了寝室的床底。等宪兵进来搜查时，只看见礼广贵坐在床上，一边用手拍床一边自顾自开心地唱歌。宪兵哪里想到，外面早已乱作一团，一个小孩儿居然有胆气欺骗荷枪实弹的自己。最终，礼广贵用精湛的“演技”骗过宪兵，保护了关山复。随后在“一二·一六”的游行中，礼广贵和东北中山中学的部分师生一起，加入了这支抗日救国的游行队伍中。
后来，关山复时常提起礼广贵的救命之恩：“没有小贵，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礼广贵在回忆录里写道：“经过‘一二·九’运动和阅读革命的进步书报杂志，我更确定了要跟着共产党走。”
在那个年代，志向一致的年轻人就这样在互相扶持中逐渐成长起来。
迁徙路上的荷枪开路
在日寇铁蹄逼迫下，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从1936年秋陆续南迁至南京的板桥镇。同年11月，礼广贵也随校来到了板桥镇。安静的读书生活在战乱时期注定不能长久。也就过了一年的时间，上海失守，南京告急，防空警报不断。东北中山中学继续西迁。当时，礼广贵已读高一。他记得，校长王宇章当过军人，凭借关系弄到一百支步枪和一万发子弹。迁校那天，天降大雨。王校长看见撤离的师生们只带了行李，而枪和子弹被留在学校，就让参加过军训的高中生回学校去：“马上返回，将枪支、弹药全部给我抬来，一点也不能损失！万一我们撤不出去，七八百学生和家属不能束手待毙。有了这些东西，我可以领你们打游击。”
后来，当师生们乘火车转到芜湖登船时，船几乎都被军队占用。部分高中学生穿上军训时的制服，荷枪实弹，冲开一条路，保护着年纪小的学生和女同学先走，其次是家属，最后是持枪学生，全部登上租好的小客轮，没有一人掉队。
礼广贵回忆起这件事，说在几个月的迁校途中，学生们用武器开路，吓退过土匪……面对当时的局势和未知的命运，老校长教给他们的是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远见。
另一种武器——“袖珍本”
1938年初，学校师生到达武汉，后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和扶稼堂落脚。时值春节，大家齐唱《松花江上》，唱得所有人痛哭不已。
在璜璧堂正式复课后，礼广贵和几十名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组成宣传队，到附近村上和镇周围教村民唱抗战歌曲，在校内办壁报——《中山周报》，宣传抗战思想。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学校西迁四川。迁校前夕，宣传队决定成立“背上图书馆”：除了自己的行李，每个人还要背几十本进步书籍，就像当时的老校长让他们带上枪弹一样，他们要把武装思想的“武器”也带上。礼广贵记得这些书有《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入门》《论持久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彷徨》《全民抗战》等。为了减轻负担，也为了多装几本书，大家把空白的书边切掉，做成“袖珍本”。一路上，宣传队队员的鞋袜破了，脚上打出血泡，伤了，病了，却没有一个丢下自己背上的“图书馆”。这些书也在西迁路上，成为全校师生的宝贵精神食粮。
1939年5月，西迁路过重庆时，宣传队主动找到“东北救亡总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组织），共产党员于毅夫对宣传队在学校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团结进步同学等进行了指导。之后，总会与宣传队之间的联系就由礼广贵负责。这算是礼广贵与党组织正式接触的开端。
百川终归海
1942年6月，已经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礼广贵去四川广汉县的广汉中学做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在学校的师生中开展宣传工作，建立图书室，出版进步刊物，传递革命思想，汇聚团结进步青年学生的力量，动员他们到前线去。礼广贵还和同志一起，创办了七所书店，掩护转移地下工作的战友，也将更多的革命书籍、报纸和刊物传播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之后他又把书店开到了成都，同时在成都负责《新华日报》及图书期刊的发行工作。
礼广贵将当年在东北中山中学一起读书的多位同学先后请到广汉，有的和他一样成为教师，有的做了军事教官，有的到了广汉的税务局……昔日的同学又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大家像是顽强的野草种子一样，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土地上生长、拓荒。
1947年3月，上级领导通知礼广贵立即转移。原来，礼广贵已经上了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的黑名单，并已经报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同年6月，已经离家13年的礼广贵终于回到了沈阳，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东北故土，没再离开过。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王靖瑄 周贤忠